第1个回答 2024-04-18
《三国志注》南北朝时裴松之撰,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南北朝时裴松之撰,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三国志注》(以下简称“裴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千五百余年来,学界从不同角度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进行了研究和批评,近20年来,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人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第一个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整体评价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三国志》注成奏上,宋文帝叹为“不朽”。
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认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
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
叶适甚至认为,“(裴)注之所载,皆(陈)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卷191“经籍考三国志”条引)。
元代郝经从蜀非正统的角度否定了裴注,认为裴松之“绩力虽勤,而亦不能更正统体”(《续后汉书自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针对这些责难,钱大昭则认为:“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三国志辨疑·自序》)钱大昕也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
李慈铭则高度肯定了裴注的体例,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
侯康则充分肯定了裴注的史料价值:“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三国志补注续》)
1949年以后,学者们进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学价值。缪钺认为,“裴注搜采广博,多存异书,考证辨析,也相当精确”(《陈寿与〈三国志〉》,《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
杨翼骧总结了裴松之对中国史学的三大贡献:一,开创了史注新法;二,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三,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裴松之与范晔》,载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报》)。
此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几乎停顿了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开。据统计,1983至2002年发表论文计30余篇,出版专著《裴松之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