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播撒火种
韩天石同志是辽宁沈阳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还是一名中学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并迅速占领了全东北，在日本军队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的野蛮行径面前，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感觉非常痛苦和激愤。学校里已不能读书了，于是，他怀着满腔怒火泣别了家乡，流亡到北平，考入了北京大学。
1935年时，日本人想进一步占领华北以东，北京陷入危急之中。当时有这样一句话：“这么大的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放个安定的书桌。”于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
对日本鬼子怀有深仇大恨的韩天石，早就想打回老家去，解放全东北，他立即投身到这个伟大的运动中去了。由于他态度积极，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韩天石同志从事青年工作的革命生涯，从此开始了。
韩天石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很快就加入了党的组织，带着党的指示和祖国人民的重负，辗转南北，历尽艰辛，和同志们一起把青年革命运动的种子播撒到祖国的华北、西南、西北、东北等地，参与领导开展了一场又一场重要的青年活动，成为党派到中国青年运动中去的组织者之一。
在北京大学期间，韩天石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青年学生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了很多活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下乡宣传团活动就是其中重要的活动之一。当时组织了4个团：第一团，由北京大学率领，韩天石任团长。其他3个团，分别由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和天津的学生率领。当时是1936年的1月初，天气很冷。他们从北京出发，经过5个县的乡村，到保定，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时，他们还与地方革命组织取得联系，与一些老党员接触，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平津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活动使国民党北平当局十分恼火，于是便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前堵后截，用武装强迫学生返校。他们的南下宣传团到了保定以后，召开了全体会议，根据当时抗日救亡形势和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当选为筹备委员（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正式成立）。第二天凌晨，南下宣传团便被军警押回了北平。
在这期间，因为韩天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很积极，思想进步，在斗争中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就转党了。当时，党在北京学联中有个党团，党团主席是黄敬，他当时还是北京市的市委书记，1936年1月换成了姚依林，另外还有两个委员就是黄华和韩天石。当年2月，国民党当局对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实施严厉镇压的措施，大肆逮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这是在北平发生一高中二年级学生郭清被捕后受虐待，死在看守所的事件，全市的学生都悲愤异常，一直强烈要求北平学联召开追悼会。北平学联党团在进步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决定于3月31日在北大举行追悼会。
1936年3月31日，在追悼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军警包围了学校。1000多名学生代表被围困在里面，军警叫嚷着，校方威胁着，一定要他们马上解散，否则，就抓人。面对敌人的高压，同学们毫不理睬，坚持继续开会。韩天石是会议的负责人，被北大校长和领导人叫去，让他立即解散会议。他据理力争：会议是全市学联召开的，北大无权解散；追悼无辜被害牺牲的救亡同学是合情合理的，没有犯法；军警应撤退；会后，学生会立即退场。追悼会开完后，他们推倒北大三院后面的一个小学的墙冲了出去，在大街上进行抬棺游行。
追悼会以后，韩天石同志被学校开除学籍。根据党的指示，他来到了四川，考入四川大学。韩天石在那里读了2年书，但主要是做地下工作。
在四川的前一段时期，地方党的关系被破坏了，韩天石同志无法取得和党的联系。为了继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他就在当地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被选为民先队队长，将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部设在成都。于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以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为主要成员，在重庆、成都一些主要城市及附近一些县市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已有民族解放先锋队员三、四百人。
1937年，韩天石同志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这一年，正好是韩天石同志毕业前一年。系里决定组织一个参观团到上海，韩天石同志就借此机会和全国学联取得了联系。当时，蒋南翔同志也在那里。韩天石和他们接洽之后，说：“我的党籍仍然没有转过去。希望你们通过关系为我转过去。”他们就派韩天石同志到前线去慰劳军队，那时已经是七七事变之后了。8月，韩天石又被派往保定为军队送药品和器材。但是，保定政府不但不协助，反而对韩天石有些怀疑，把他抓了起来。韩天石在他们的看守所住了20天。经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后，才被释放了。他辗转到了太原，向太原山西省党委书记彭真同志做了汇报。彭真同志指示韩天石同志还回到大后方去，因为那时大后方基础薄弱，都被国民党破坏得很严重。彭真同志说，你要回去发展党，关系马上给你转过去。于是，韩天石又回到了四川。
不久，中央派人去了四川，成立成都四川共产党省工委。那时，省工委书记按约定的接头暗语，找到韩天石。他告诉韩天石，是延安派他来的，他叫周凤平，于是，韩天石把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的情况介绍给他，说这些民先队员都很成熟，因为当时不能发展党，才没有发展他们入党。周书记要韩天石同志将够条件的同志迅速发展为正式共产党员。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党员100多人。
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时，韩天石任省工委的青委书记，后来又被调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在此期间，他领导党员和青年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开展革命工作。当时的群众团体有很多，各个学校都有读书团、歌咏会等，各方面活动搞得比较活跃，例如，游行示威，聚会等。一直到1939年以前，因为四川的环境还比较宽松，我们党的群众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进入1939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想肃清共产党。他们制造“抢米事件”，借此来加害共产党人。国民党利用了当时经济困难、人民饥饿的现实，派一些流氓冒充共产党人到米店抢米，以此为借口，逮捕共产党人。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同志到四川去检查工作时，韩天石同志已经进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冯文彬同志对韩天石说：“你赶快到根据地去吧。”于是，韩天石离开了四川。
1939年底，韩天石到了延安。到延安之后，韩天石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任秘书长和西北青年救国会副会长。在四川工作期间，韩天石同志发展的民族先锋队队员100余人，辗转曲折来到延安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之后，韩天石同志向党提出请求，要到下边去锻炼。于是，他就被派到延安东北部贫困的地方——葭县，当了县委书记。延安整风运动时，韩天石同志回到了延安，进入党校二部，参加了整风运动。
1945年，抗战胜利了。党中央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去。因为韩天石同志是东北人，被第一批派去了。他们约100余人步行到了沈阳。韩天石同志在沈阳市委做文化工作。不久，国民党进攻沈阳，我们的军队撤出，市委撤到了郊区，成立了城工部，韩天石任城工部部长，分管城里的地下工作。不久，又带领100余人，按照党的指示撤退到了吉林。
林枫同志是东北局的负责人之一。韩天石同志带领100余人，主要是青年和其他一些干部，到东北局做汇报。林枫同志对韩天石说：“你这个队伍留下，去支援前线”。决定韩天石任四平地委书记，支援前线。这时，正好是四平战役，韩天石和工作队在这里做群众工作，抓汉奸、没收汉奸财产、搞民主活动，建立民主政权，支援前线，直到四平战役撤退。韩天石和工作队撤退在最后，又来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之后，东北局分配他到合江省。他带领工作队和少许武装队员去搞土地改革。当时的情况很严重，因为周围都是土匪，还有国民党的地下军，得经常跟他们打仗。韩天石同志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他们就包围在我们的村子旁边，看着他们来抢东西，我们出去不行，人少。”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段艰难的岁月。
后来我们的大部队来了，这种艰难的局面终于结束了。于是，韩天石同志又被派到了集贤县，先搞土地改革，后当了县委书记，领导群众肃清反革命、土匪、国民党地下军。不久，韩天石又被派到了佳木斯当市委书记。随着全国革命形势和东北解放区形势的发展，要求大力加强各条战线青年工作。东北局决定从各地及部队中抽调一批优秀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来开展青年工作。于是，韩天石被调任东北局青委书记。在这前后，根据党中央在解放区建立青年团组织的指示，在党的领导下，东北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毛泽东青年团。当时人很少，组织也是临时的。后来请示中央，中央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不能用他的名字。就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8年7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青年团的指示精神，并在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做出建立青年团的决定。韩天石同志担任了东北解放区青年团组织的筹委会主任，负责领导东北地区的建立青年团工作。在东北局团委正式建立时，韩天石同志当选为东北局团委书记。这时，东北的青年团组织已经有了普遍的发展，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都有青年团员。这是因为团组织成立的时间比较久，组织比较健全，干部也比较好。1949年4月，韩天石同志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韩天石同志当选为团中央常委。1951年，韩天石同志调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1956年又调云南工作，后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理解万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党中央决定把韩天石同志从云南调回北京，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这期间，北京大学认真执行了领导指示，团结党内外师生员工，开展了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克服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校内思想稳定，态度积极，发扬了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实现了党所要求的稳定的局面。
“振兴中华”和“小平您好！”就是在韩天石同志任党委书记后北大学生提出的。韩天石同志在治理北大的过程中，依靠北大的老师和同学，走群众路线。当学生中有人贴大字报的时候，他拒绝了由公安人员来处理的意见，而是从提高广大同学、老师的认识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亲自找这些学生谈话，紧紧地依靠学生会、共青团和学生中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理解、坦诚、信任的关系，将不理智的行为与危险的事件都杜绝在萌芽阶段。而在另一方面，当有的同学受到误解，上级领导要求处理的时候，他认真地对事情做彻底的调查研究，还这个同学的本来面目，并且在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的工作中，做出了创造性的成绩。
1982年，北京大学党委选举。以往的情况是，只要一选举，党委书记就会遇到很大困难。但韩天石同志本着是实事求是和坦诚的精神，在一个由300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充分发挥了民主，他相信群众，请大家提问题，提什么问题他都答复。韩天石同志坦诚地对大家说：“我不熟悉这个教育工作，我也没经验，有许多事情我没做好。”他老老实实地对大家提出的问题都作了答复，代表们感觉高兴。在最后的选举中，他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300多人中间，只有16票没赞成。过去北京大学有个说法：“三个人是一个意见的，是最好的组织。”北京大学是一个人们思路非常开阔，思想深刻，思想比较解放，不同观点也比较多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会有。如果没有一种从群众出发，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要想取得这样的成果是不可想象的。
到党的十二大选举时，韩天石同志作为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参加会议，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在中纪委工作5年以后，韩天石同志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了5年，然后，光荣地退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