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5
关于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斯大林时代制造了大量谎言，流毒甚广，至今仍被一些人用来证明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
十月革命后公认的天才组织家是斯维尔德洛夫，他在1919年流感大流行中不幸逝世。列宁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的工作，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弥补于万一。所以他担任的工作被分解，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农民出身的加里宁接替，党的组织工作由新成立的组织局和书记处负责，这时身兼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是斯塔索娃，后来加上克列斯廷斯基，没有斯大林。直到1922年4月，斯大林才首次进入书记处，并担任总书记。
列宁知人善任，经过多年的共事，他对斯大林的性格了如指掌，知道他性格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
列宁主张国内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由各民族共和国组成平等的联盟，而斯大林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实行“自治化”。在以后执行的民族政策中处处贯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甚至以“通敌”和“可能通敌”为由，把许多民族从其祖居地强制迁移到荒凉的边远地区。斯大林造成的民族矛盾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突破口。
综上所述，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并非刘著所说的那么友好，斯大林更不是列宁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所以还历史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第3个回答 2015-06-24
关于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斯大林时代制造了大量谎言，流毒甚广，至今仍被一些人用来证明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刘著中就有不少此类说法，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举数例予以辨正。
是列宁提名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十月革命后公认的天才组织家是斯维尔德洛夫，他在1919年流感大流行中不幸逝世。列宁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的工作，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弥补于万一。所以他担任的工作被分解，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农民出身的加里宁接替，党的组织工作由新成立的组织局和书记处负责，这时身兼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是斯塔索娃，后来加上克列斯廷斯基，没有斯大林。直到1922年4月，斯大林才首次进入书记处，并担任总书记。
刘著却断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是“列宁的建议和提名”的。［1］
此事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认为是季诺维也夫推荐的［2］。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认为是主持中央全会的列•加米涅夫建议的。［3］参加全会工作的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则认为是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4］无论如何，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是列宁推荐的。
实际情况是，此前在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代表大会作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自1922年4月1日起任总书记。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5］为当上总书记，斯大林玩了一个花样，违背程序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选票上，在他的名字后标明“总书记”的字样。①这就迫使代表大会的投票者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同时选举总书记，而总书记一职本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
列宁参加了俄共11大以及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提名的。
说斯大林是列宁提名担任总书记的，目的是想证明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其实这种手法相当拙劣，不要说列宁没有提名，就是提名了也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书记处仅仅是负责执行政治局和组织局决定和处理日常党务的机构，总书记并非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而只是书记处的头。列宁作为最高领导人担任的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其党内职务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1922年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有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瞿鲁巴，列宁还曾建议托洛茨基担任副主席。政治局在列宁缺席的时候，由加米涅夫主持会议。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时候斯大林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还相当远，好几个人都排在他的前面。正因为如此，在列宁病休期间，斯大林必须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手组成“三驾马车”，才能操纵政局。
列宁为什么给斯大林写“绝交信”
刘著断言，“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决定的”，“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6］这是把一个严肃的话题变成克鲁普斯卡娅同斯大林的私人吵架了。
列宁知人善任，经过多年的共事，他对斯大林的性格了如指掌，知道他性格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7］“不能容忍”，“爱报复”，可以说，列宁把斯大林看透了。当然，这个人是有能力的，可以发挥他的作用，对这一点列宁也不否认。
列宁同斯大林矛盾是怎么产生和激化的呢？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需要不断休养。就在这期间，在斯大林主管的事务中接连出现失误。一个大问题是成立苏维埃联盟（苏联）问题，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乌克兰等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个方案明显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遭到列宁的反对。“自治化”方案被否定后，斯大林仍不甘心，千方百计地打击带头反对此方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酿成“格鲁吉亚事件”。此事成为列宁病中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外贸垄断制问题。1922年10月举行中央全会，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全会通过决议，放松外贸垄断。斯大林是放松的主张者之一。列宁得知此决定后，深为不安，一方面建议中央暂缓执行决定，另一方面找一些中央委员谈话，做他们的工作。同时，写信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在12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捍卫外贸垄断制：“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8］由于列宁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12月中央全会撤消了10月全会的决定，重申保持和加强外贸垄断的绝对必要性。
12月21日，列宁高兴地给托洛茨基去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9］这封信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记录的，她在列宁信上加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引注）：费尔斯特教授（给列宁看病的医生——引注）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给您的信。”［10］
这是一封得到医生许可后口授的短信，它宣布斯大林失败并表示要继续进攻。斯大林对此严重不满，于是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斯大林给克鲁普斯卡娅打了电话，在电话中把她大骂一通，并以诉诸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威胁。骂得相当粗暴，以至于克鲁普斯卡娅气得浑身发抖。斯大林是怎么骂的，克氏没有说，但是莫洛托夫后来提到过：“斯大林对我大致是这样说的：‘怎么啦，就因为她跟列宁同用一个厕所，我就该像尊重列宁那样去尊重她？’”“斯大林大发雷霆：‘怎么着，我得巴结她？跟列宁睡觉并等于弄通了列宁主义！’”看来克鲁普斯卡娅受到的就是这样的辱骂。连莫洛托夫都说：“太粗鲁了。”［11］
克氏挨骂后不敢告诉列宁，只好于12月23日向列宁的“最亲密的朋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写信求救：“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她说：“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②
大概在1923年3月初，列宁获悉了谩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于是在3月5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全文如下：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12］
列宁说反对我的妻子也就是反对我，这是因为他明白归根结底斯大林反对的是他列宁的主张（坚持外贸垄断，反对“自治化”方案等等），是他列宁同托洛茨基的关系。
列宁对斯大林的反击打的是组合拳，就在3月5日和6日两天，他还就格鲁吉亚问题接连给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写了两封短信，这是列宁生前口授的最后信件，表明了列宁反对斯大林的最后决心。
3月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13］
3月6日，列宁给受到打击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14］
三封信的矛头都是指向斯大林的，并且涉及的都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此前，1923年1月4日列宁所写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明确提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写这个补充的时候，列宁还不知道斯大林辱骂克鲁普斯卡娅的事，能把这么一个重大的决策归结为克鲁普斯卡娅同斯大林的私人关系吗？
斯大林对列宁的绝交信持什么态度呢？他在给列宁的草草回复中说：“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15］
斯大林没有任何道歉的诚意，幸好列宁没有看到这封信，否则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列宁“遗嘱”的遭遇③
1922年12月，列宁在病中冲破“封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被笼统叫做“列宁遗嘱”，不过被特指为“遗嘱”的是12月23、24日口授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先后担任多项职务：党内是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党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由于在党中央身兼三要职，因此他拥有列宁所说的“无限权力”。
1917年俄国革命前，斯大林同列宁的关系并不密切。1915年11月，列宁曾给维•阿•卡尔宾斯基写信：“恳请打听一下（向斯捷普科或米哈等人）‘柯巴’的姓氏（约瑟夫•朱……？我们忘了）。”［16］“柯巴”即斯大林。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看出两人关系相当生疏。
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被分配担任了两个当时并不起眼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7］。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18］民族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作用，但他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列宁“遗嘱”中谈了6位领导人的优缺点，但提出组织处理建议的只涉及一人，即斯大林，明确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理由很简单，即此人“太粗暴”。列宁对粗暴是采取有区别的分析的态度的，认为这在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总书记来说，则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说，像粗暴之类的个人性格特点作为一般党员来说关系不大，但是作为领导人来说，则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种性格特点是会影响全局的，所以列宁在结尾中特意强调，“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19］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论点，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种“小事”导致了千百万人头落地。
斯大林是最早看到“列宁遗嘱”的人，部分政治局委员也先后看到过，所以在严格意义上，对他们来说并非“遗嘱”，并且列宁本人也没有把这些信件当做“遗嘱”，而是准备送交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并且他本人还指望能够出席此次代表大会。1923年3月中旬，列宁最后病倒失语，对这些信件没有能够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仅其中部分文件送达大会。1924年1月列宁逝世，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病中口授的全部文件“正式”移交中央。这时面临的已经是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照理这些信件应当按照列宁的意愿原原本本地向大会传达，但事实不然。
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决定，不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信，而是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文件不得复制，不得记录。这样规定是因为代表团人数较少，可以防止有人偷偷记录，并且宣读者可以对“遗嘱”做自由解释。例如，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他们三人这时已经组成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解释说，列宁只说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的可能性，而不是调开的办法。宣读后，没有进行讨论，就草草结束。刘著说，列宁的信件是“仅供中央委员们参阅的”，“但并不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是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看的！不能不说是奇谈怪论。
对这么一个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是非常不够的，应当让与会者手头拥有文本，进行认真的阅读和思考，领会列宁的意图，然后进行充分的自由讨论，做出决定。而由“三驾马车”一手操纵的传达办法，目的就是要让与会者在没有领会列宁本意的情况下，以轻信的态度让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三驾马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斯大林在13大后继续担任总书记。此后，“列宁遗嘱”就处于保密状态。一般党员、党的中低级干部，甚至后来当选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只能通过小道消息知道点情况。
由于“遗嘱”对斯大林明显不利，有把他撤职的内容，所以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反对派一直要求公布“遗嘱”，而斯大林一方则千方百计地为“遗嘱”保密，私自拥有“遗嘱”就构成犯罪，“遗嘱”经常是对反对派抄家搜查的重要内容。虽然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曾一致决定“公布被称之为‘遗嘱’的那封信”。但决议并未付诸实施，“遗嘱”仅在代表大会公报第30号上发表，并没有按规定在会后出版的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和《列宁文集》中公布。在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第2、3、4版中都没有提到《列宁遗嘱》一事。直到1956年召开苏共20大，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才正式公开。
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吗
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可以写一大本书，限于篇幅，这里只提几点。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认真的和长期的”政策。但是到1929年，斯大林在战胜各个反对派之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项政策仅存在8年就被斯大林断送了。
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大力提倡国内和平，或曰“公民和谐”，为此他提出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进行改革，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和平的组织工作，转向“文化主义”。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公式，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在国内实施大规模的清洗镇压。例如：俄共11大后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3名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除列宁病逝，正式委员和布哈林均被斯大林杀害，只剩下听话的加里宁和亲信莫洛托夫，就是对这两人斯大林也不放心，他们的妻子被关押起来成为人质。说斯大林消灭了列宁的近卫军，一点也不过分。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对农民让步，废除引起农民严重不满和反抗的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这成为著名的“农民的布列斯特”。列宁清楚地意识到，对付千百万农民的暴动是布尔什维克力所不及的，应当并且能够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教导，以偷天换日的手法，用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取代列宁的自愿合作化设想，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让农民交纳一种“额外税”即“贡款”，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即用剥夺农民的办法进行积累，搞他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列宁主张国内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由各民族共和国组成平等的联盟，而斯大林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实行“自治化”。在以后执行的民族政策中处处贯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甚至以“通敌”和“可能通敌”为由，把许多民族从其祖居地强制迁移到荒凉的边远地区。斯大林造成的民族矛盾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突破口。
综上所述，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并非刘著所说的那么友好，斯大林更不是列宁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所以还历史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注 释：
① 罗•亚•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32页。另一种说法是，“总书记”字样是直接印在中央委员的选票上的，见瓦•萨哈罗夫《苏联政治体系中的俄共（布）中央总书记职位》，载《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2版第52卷第709页；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③ 参看《列宁“遗嘱”考》，见郑异凡著《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389-416。
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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