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写这本书花了大量的时间，里面的语言犀利刻薄，特别是各种比喻，对人性的讽刺可谓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实，志大才疏，懦弱，爱面子，不通人情世故，自认为聪明却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些都可以用在他身上。要说他真实得可爱，却也不然，有时也是虚伪的。然而，在作品里，是一个女性“千方百计想要嫁”的人。可能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正好爱他棵青菜的人都集中在那里了。 我想，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呢？也像写作一样刻薄吗？一般不会这样表现吧。听说过一个小故事，经常有人向他借钱，他总是借给别人所要求的一半，而不要求别人归还。我向来认为，刻薄的人是可以装成厚道的，而厚道的人是无法刻薄的。从他的书来看，这种刻薄是他的本性，而不是为了写书而刻意这样做的。而他对借贷者的这种做法，也是刻薄的天性被掩盖在厚道的外衣下的表现。但是，好的作品是需要这种刻薄的。都像温吞水一样，那就没意思了。 看到他们一行人开始去往三闾大学的旅程，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给读者的感觉是物质食粮的诱惑超过了精神食粮。非常值得一看！ 1937年，是中国处于水深火热的一年。多恐吓、蚕食中国领土之后，日本终于全面开战，先是在平津地区，紧接着是在上海发动进攻。日本在华北扶植亲日 *** ，迅速巩固其对该地区的占领。国民党炸开黄河堤坝力图延缓日军的进攻。但日军仍然进逼西南，在夺取铁路中枢和水路要道武汉。 中国在淞沪一带进行了更加顽强的抵抗。双方死伤惨重。但到1937年秋末，中国军队开始溃败，防线失守，而且大多是不战而退。日军直取国民党首都南京。1937年12月，日军犯下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暴行”，几十万中国男女老幼死于非命，幸存者痛不欲生。 1938，日本在南京扶植亲日政权，与华北的亲日政权遥相呼应。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军队继续溯江而上，撤过三峡之后在四重庆设立陪都。 山河破碎，凄风苦雨。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作为钱钟书笔下的主人公，失意潦倒的方鸿渐开始狼狈登场。方鸿渐在洲游学一年有余，涉猎文学和哲学，经济上有亲戚资助，生活比较闲适，遗憾的是学分修得太少。 为了有个学位，出于无奈，方鸿渐与一家骗人的函授学校接洽，弄了一张假文凭。1937方鸿渐乘坐一艘法国邮船，经新加坡回国。留学期间，方鸿渐涉猎甚广，对如何安身立命却一无所，回国时可谓前途无望，身如飘萍。 此时方鸿渐家中二老举家逃难，从乡下到上海，住进了“租界”。上海是座大都市，租界是英、法两国势力控制的地方，本避开租界，攻打中方控制的地区。但方鸿渐文凭是假的，既无谋生的一技之长，又没有收入来源，只好在1938年离开上海，去三闾”教书。三闾是所没有名气的小大学，地处湖南的僻壤。此前方鸿渐从未听说过这所大学。到大学后方鸿渐在这里订婚，却不料丢掉了工作。 方鸿渐心灰意冷，在香港完婚后又回到了上海，但婚姻又开始破裂。 《围城》是一部喜剧性传奇小说，构思非常奇巧。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的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获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1941年12月占领上租界，关押了租界内的外国人。这样一来，钱钟书生活和写作的地区由亲日的南京政权所控制。但与《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钱钟书似乎得以独善其身。钱钟书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研究，与妻子杨绛相守度日。杨绛是位翻译家和著名剧作家。当时钱钟书夫妇交往甚少，朋友限于不多的几位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1949年解放后，钱钟书夫妇决定在中国大陆，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小说的另一个层面是历史。《围城》中钱钟书很少谈到战争，没有战斗场面，没有游击队和日本人的戏剧性冲突，但小说中战争无处不在。方鸿渐和另外四人结伴，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船、或步行，有时还坐轿，长途跋涉几个星期，投奔三闾大学那方净土。相关几章写得很精彩，很微妙地介绍了战乱所造成的影响。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于推崇西方文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无过错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 还有一个层面，说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谈及性和婚姻。方鸿渐有相思之苦，其罗曼史又总是阴错阳差。这方面的描写非常精彩，虽然带有讽刺，读了还是让人很是惆怅。小说最后五十页左右写了婚姻的失败，其表现水平之高，各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能够写到这样的不多 有位文学评论家指出，钱钟书对婚姻如此悲观，应该是在牛津求学期间读了大量英国小说的缘故，尤其是伊夫利·沃（Evelyn Waugh）和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两位作家对他有很大影响。这位评论家的观点不无道理。另外，还有一点可能也有关系：钱钟书写《围城》时，他在上海有位关系很近的朋友，是研究福楼拜的专家。当时这位朋友正在翻译《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恋爱关系有始无终，方鸿渐优柔寡断，受到家庭各种压力，这些方面的细节描写显然都绝对是中国特色的。 最后，或许也是最败兴的，从第一页开始，《围城》总离不开令人作呕的形象。人体——不光是方鸿渐的人体——通过口鼻而一再出错。晕船、晕机、晕车、吐酒、婴儿流口水，还有鼻涕。遇到这些描写，读者也奈何不得，只能往下读。或许有人会说，这些描写可能是受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影响。也许确实如此，在现代文学和英国18世纪文学方面，钱钟书都是当之无愧的专家。钱钟书的这些描写倒还不仅仅是为了讽刺，他似乎是执意提醒我们，人的纯洁可望而不可及，我们的诗情画意到头来总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围城》1947年第一次出版。他完成了一部有创造力的小说，机智、富有灵性，而又不乏真善。《围城》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作，即便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一部立于不败的作品。《围城》的英文版已经很久没有面世了。 新方向出版公司做了件好事，帮助此书与新读者见面。或许《围城》无法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正往何处去，但《围城》肯定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所历经的沧桑。 很早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来。但是，很可惜，总是没有机会拜读这句话的出处——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前些日子，终于鼓足了勇气，翻开了这本心仪已久的著作。 这本书给我留下了两大映象。首先就是书中处处可见的比喻，在者就是那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正是这两点，让我对此书着迷不已。 先来说说此文中到处可见的比喻吧。这可是我对这书着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真是不知道钱钟书先生脑中还有多多少少这种巧妙的比喻。他总是可以把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且是那么的贴切。用好水果比喻女孩子的脸，用政治家的大话比喻女人的大眼睛，用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比喻那张假文凭，新鲜！也正是这些不失时候的恰当比喻才给了书中这个本为尔虞我诈充斥着的世界一丝光点。这些比喻中有许多的典故，也许只有向钱钟书先生这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文人，才能把典故用的那么得心应手，用的那么生动幽默吧？！ 这人物当然是一本好书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围城》中涉及的人物可谓是“种类繁多”啊，简直是五花八门，什么教授、司机、银行经理、 *** 、助教等等等等。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满口道德，却又满腹封建半旧遗老的李梅亭；虚伪庸俗，在情场上耍尽手段让众多男子拜倒于她石榴裙下的苏文纨；俗不可奈的胖子“大诗人”曹元朗……正是这各色人物，真实再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病态。但在这众多的配角中，主角的个性是最鲜明突出的。此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可是给我留下了及其深刻映象，似乎他的每一次出场都会给我一种新的认识。 读过此书的人都知道，方鸿渐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为人不求上进，游戏人生，最要不得的就是此人极度虚伪。买了假文凭，却从来不向别人炫耀；明明不愿和苏小姐白头偕老，却又扭扭捏捏，屡次给苏小姐希望。似乎每一次的谎言，他都会因为自己良心的谴责而为自己量身订作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而且他总是能够那么成功的将自己骗过来。说谎就是说谎，但又偏偏和良心扯上了关系，真是有点不伦不类的。要不索性就是不要讲良心了，干脆就把那些不光明的事给发扬光大了吧，免的自己弄的两边都着不到边。但也许这就是他玩世态度的表现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被一圈一圈的“围”起来。但是，在这种种的缺点之中，他还是有那么一些可称道的正直。尽管他是出国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但他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带来的破害也是直言不讳的。在阴差阳错的演讲之中，他强烈批判了外国侵略者向中国引入的鸦片和梅毒，说这是最不合理的，这样一来，显的他还有那么点让人赞同的地方。 总之，这写让人不满却又不缺一丝可爱的人物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序言中写到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中国社会的某一部分，某一些人，写这些人，我也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两足无毛动物的基本根性。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正在此吧，这书中的主人公不光是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现在，甚至是将来，社会中某些知识分子的预见。而书中的社会也正是不论什么年代的人都不愿正视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