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7-12-20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完整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有助于丰富完善相关学科理论，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意义。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命题。近年来，随着边疆地区不稳定因素的频繁出现，对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又重新置于研究者关注的视角之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内各民族对于国家存在的强烈认同感，不仅可以推动该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还能有效地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以及族际关系的和谐。“族群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现有国家统治的不认同往往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而防止国土分裂则是国家整合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政府长期的重要任务”。因此，认真研究促成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抓住有利时机对其进行引导，促使其由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向显得非常必要。
近年来，学术界有很多研究者对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例如，马川、李晓文等人主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民族认同问题，着重从少数民族成员的认同具有对个体的认同与少数民族群体的认同两方面的含义，来介绍西方少数民族认同的研究现状。李忠、石文典等人从社会学等角度来探讨民族认同问题，他们认为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心理健康、人格发展以及民族偏见等研究领域存在密切联系。此外，还有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分析了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向。如高永久、陈纪等人主要从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少数民族政治认同中张力关系的存在状态，并尝试提出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实现国家转向的主要路径。贺金瑞、燕继荣等人通过探索我国以国族为基础实现全国范围内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方法，来分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周平则从边疆治理的角度，研究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从而建设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
国内研究者主要是分别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于二者的整合很少进行研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都同时存在于各民族成员的意识当中，国家认同是高于民族认同的更高层次的认同。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只有通过各种路径积极引导各民族实现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换，切实推进中华民族认同建设，才能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实现以及国家的繁荣稳定。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
要想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概念进行界定，首先需要对民族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需要对认同的概念进行简要的说明。只有对上述两方面进行很好的说明，才能更好地解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于如何来界定民族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我国，“‘民族’这个概念应包括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特色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按照费孝通对我国民族含义的理解是宽泛的，既包括中华民族，又包括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及其内部族群等三个层次。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这种宽泛的民族概念存在争论，比如宁骚认为，“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而应把“少数民族”改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这样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及其支系皆称为“族群”。由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称为民族。因此，本文在界定民族概念的时候，是从宽泛意义上来讲的。
那什么是认同呢？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把认同界定为相对于“他者”存在而确立的自我的边界。正如亨廷顿所说，“任何层面上的认同，只有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落或文明——的关系来界定”。认同又可分为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两种。个体认同主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集体认同主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在集体认同之下又具体包括对国家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对地域的认同以及对社区的认同等。无论是对认同的个体，还是对认同的群体来说，正是通过这种对身份的认同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
关于对“民族认同”概念的界定，如前文所述，由于我国学术界对“民族”概念界定的模糊，从而也就使得我们对民族认同的界定也较为模糊。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正如民族概念具有广泛性，民族认同也具有多重性。具体来说，本文中的民族认同具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是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性，即中华民族认同；另一个层面是“多元一体”中的“多元”的民族认同，即族群认同。在这两个层面之中，高层面的认同即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国家认同即是一回事情。民族认同的实质是个体或群体对所属群体的一种情感归属感。民族认同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民族态度、民族行为等四个方面。民族认同的特征主要有层次性、多变性、长期性等几个方面。
三、民族认同的两种来源解释：原生论与工具论
民族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就此问题出现两个理论流派，一是原生论。原生论依据语言、地域、宗教和习俗等原生性因素来理解民族认同，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系，民族认同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这种“原生性”是原始的，是天生就有的，对于特定的民族成员而言，他出生于既定的家庭，语言、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是先天赋予的，因而他就从家庭中获得了原生的情感联系。原生论的出现是对民族认同来源于社会互动理论的一种否定。一是工具论。工具论认为民族认同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对民族共同体进行发明、想象的结果。它强调民族认同随情境（利益）变化的特征，认为每一个民族成员都是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是民族成员参加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出发点，而且族员的民族认同会随着不同情势、不同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因而民族认同具有不稳定性。工具论观点更强调民族认同的社会互动性。 在实际研究中，为了增强民族认同研究的说服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把“原生论”和“工具论”二者结合使用。如罗柳林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指出，“‘原生论’过度强调认同的原生维度，没能理解民族认同的灵活性与工具性。因而，原生论被认为是一种静止的、自然主义的民族认同观，缺乏解释力”，而“工具论批判了静止的、自然主义的民族认同观，避免了‘族群互动通常导致同化’的旧论。……然而与民族成员相关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与心理需求则被忽视了”。再如周大鸣对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指出“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情境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是以族群互动为前提”，并认为在上述研究地，“经过认同与运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工具论与原生论两个方面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56个少数民族当中具体的民族认同。如唐胡浩从影响土家族民族认同的原生性因素与工具性因素两个方面来阐述当代土家族民族认同维系的原因。作者认为影响民族认同的原生性因素主要包括语言认同、地域认同、宗族认同以及传统习俗认同等，而影响民族认同的工具性因素主要是指影响其获取一定资源和利益的社会条件，诸如民族区域自治权力、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名额、计划生育中多生子女的指标以及招生制度中相关的优惠政策等。近年来，不断有一些学者把两派理论综合起来，认为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民族认同才会产生。[
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人的认同是具有层次性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只是人的多重认同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统一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当中。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依据不同的情境或场合，突出或强调其中某一种认同。
那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通过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因为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只有一个民族，公民对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而在现实中，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外来移民会不断地涌入单一民族的国家中，这将会深刻改变着人口迁入国的民族成分构成。而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比较复杂。在多民族国家当中，各民族既有对本民族的认同，也有对国家的认同。学术界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研究者倾向于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制约的一面。如周平认为两者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国家认同状况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有的研究者认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关键是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和一致性。如张永红、刘德一认为“对于一致的一面，我们要善加利用，以利于国族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冲突的一面，则要通过构建包容性的价值取向、平等的酬赏制度和各族群间的交流与沟通予以克服”，最终，通过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增进各族间的相互认同，使中华民族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通过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者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发展，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而中华民族认同的发展，又不断为少数民族自我认同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认同，而忽视另一方面的认同，都是不正确的。事实证明，如果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理不当，将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当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冲突对抗时，可能有两种结果：国家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国家认同将得到巩固和发展，失败的民族遵守法律法规，不再挑战国家的认同；民族取得最后的胜利，则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原有的国家发生分裂。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对于防止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解决路径：
同化论与文化多元主义
国家在制定少数民族的政策时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国家过于强调统一的语言、文化、历史，那么可能会加剧少数民族边缘化，从而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将会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离心力；但是过于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也不利于国家进行政治整合。面对这样一种困境，产生了同化论和文化多元主义两种理论。
同化论建立在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之上。它认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民族具有优越性，它们的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少数民族一般都倾向于放弃自己原有的民族成份，加入到主流社会当中，分享它们的先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而，通过同化就会实现国家与社会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学术界有很多研究者倾向于支持同化论。如辛普森认为，不管在哪里，只要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生活在一起，处于次要地位的群体中的某些成员就会被同化。又如吉平认为，民族同化是民族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表现，民族同化是在联系中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潜移默化的长期、缓慢的过程。同化可分为自然同化和强制同化两种方式，一般而言，自然同化是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发展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强制同化则是多民族国家通过采取强制手段来同化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进而把它们整合进主体民族的过程，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本文讲的同化论主要是指强制同化。同化主义理论违背了多民族国家各族群民族差异存在的事实，忽视了各民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规律性，以为通过把少数族群整合进主流民族当中就可以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和谐。这样的想法在现实中遭到来自世界上各少数族群的反对，因此，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文化多元主义是在同化论遭到批判后兴起的另一种思路。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奉行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家，后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也都采用了这一做法。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从而实现和谐与共同发展。费孝通在1993年提出他对多元文化的一种看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恰当地概括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内涵。学术界也有研究者总结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基本理念。如戴晓东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少数群体的生活方式是有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并不矛盾，所有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有的是不同的风格。 文化多元主义打破了同化论将主流文化视为唯一价值标准的立场，主张承认并维持非主流文化的存在。与同化论相比较，文化多元主义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也得到了理论及实践上的巨大发展。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存在以下的问题。第一，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保持各民族文化差异，而这可能使少数民族丧失掉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第二，文化多元主义并未真正消除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张力。例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将使美国不再是美国，美国人将不再认同自己的国家。当西部与东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产生了悬殊差距，如果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化处境进一步被边缘化，显然不利于国家的建构。此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描绘了一种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反的前景：“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异却加剧冲突与分裂”。
总之，在现实的民族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文化主义都存在其缺陷。如美国学者H·蒂施勒和B·贝里指出：同化论误以为在开放社会中民族联系会轻易消失，“多元主义则犯了相反的错误，它以为民族之间界限固定不变，甚至与美国生活不相容的群体也会坚持不变”[。还有学者尖锐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不是外来的‘族群’。它们作为政治实体是历史形成的，其政治权利是得到国家承认的，仅采取文化多元主义是不够的，是一种倒退。”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新的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方法，通过采取新的举措，来不断增进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向。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