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叶同仁堂，创始人叶心培，宁波慈溪呜鹤乡人，中年学医，行医卖药。清康熙初年，到了温州，结识了西门外大殿前一家中草药老板王某，王某晚年无力经营，清康熙九年（1670）、叶心培以20贯铜钱把王同仁中草药铺顶受过来，取名叶同仁堂，叶心培有了这家药铺后，售药兼医，生意兴旺，逐渐扩大业务，制售丸散膏丹，更新店容店貌。新建五开间砖墙店面，表石门台，门楣上悬着一块“真不二价”的门大金字横额，两边挂着黑底金字的对联，上上联“修合虽无人见”，下联“存心自有天知”，以招揽雇客。当时温州西门外系瓯江船民和处州十县来往客商荟集之处，加之叶心培的精心经营，从此叶同仁堂远近闻名。叶心培年老返回原籍慈溪，病故家乡。温州同仁堂遗给叶心培之妾萧氏母子经营。萧氏之子锡凤，不善经营，业务渐见衰落，将药店出顶原主王某之侄经营。后经叶锡凤异母姐的努力将店赎回，重整店业，不几年企业面貌大大改观。到了雍正二年（1724），成为温州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药店。叶同仁堂子孙代代相传。从叶锡凤到曾孙叶青玉百余年时间内（1701—1839）是叶同仁堂业务发展最快、资金积累最多的黄金时代。此时期，叶同仁堂广采各地地道药材，自制各种名优丸药，如补中益气丸、十全大补丸、妇科八珍丸、六味地黄丸等。同时在西门外日湖头设药栈、兼寓来往客商，烟酒招待，对常年客户以赊销优惠。还在上海元昌参号、宁波宝成药行等地派有常驻采购人员，以掌握市场行情，因此，叶同仁堂以贷源充足、选料地道、加工精细、货真价实的优势，独占了当时的温州中药市场。在此期间，叶氏为扩大祖业，先后从药店盈利中提款，在原籍慈溪购祭田3000余亩，建造叶氏宗祠崇敬堂（简称公堂），并规定公堂为叶同仁堂的最高决策机构。叶青玉病逝，叶同仁堂店务由叶蔷渠主持，店内大权由公堂直接掌管。重要人员的调动由公堂决定，坐行（如派驻上诲元昌参号、宁波宝成药行的办货人员）也由公堂直接送派；买卖房产田地由公堂规定，钱由店方支付，田租、房租归公堂收取，药店自用的店屋也须付房租；财务规定三年结账，逐年分红，药店长期存款15万元，现款6万元，现款指定存入宁波的钱庄。如动用大笔现金办货，均须事先经公堂同意。
光绪十一年（1885）叶同仁堂经理叶仰曾占用店款2000元，经公堂决议，追回店款，免去叶仰曾经理职务，另聘宁波人沈炳跃为经理，设立五公座（经理、副经理、账房、放账、批账）主持店内业务，并规定今后族内股东一律不得兼任经理。但由于店规不严，店股东和五公座互相勾结，自谋私利，不到3年，占用店款2万多银元，被公堂发觉，免去股东叶超曾、叶益生的职务，将经理沈炳跃、放账朱宝田开除出店，副经理姜筱亭留职扣薪抵偿，并出卖祭田500亩补补充店内资金。受此教训，公堂拟订了管理制度，简称店规（附后）。
民国24年（1935）10月间，福安贩毒商串通船户将一批鸦片装进印有叶同仁堂牌印的药篓内，从福安运往温州，运至瑞安帆游被当地警察查获。受此牵连叶同仁堂共用去5000银元，加上上半年多没有很好经营元气大伤。民国30年至民国32年（1941—1943），物价飞涨，投机之风甚炽，市场极为混乱。当时新兴药号元昌、葆大等资金虽小，但富有冒险，常向敌伪控制区抢运药材，获利数倍。叶同仁堂经理沈载均胆小谨慎不敢冒险，以致出多进少，存货卖空，换回一捆捆不断贬值的法币，而五公座们则乘机营私，大搞店中之店，从事囤积居奇，加之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致使经理沈载均束手无策，只得辞职而去。后虽经几位经理努力，均无力重振旗鼓，至温州解放前夕，叶同仁堂处境甚为艰难，公堂为维持药店经营，卖田3000亩增添资金，并派公堂主要人物叶梅书到温州整顿店务，提用店内学徒出身的孙祥瑞为经理，提拔五公座内较懦弱的金湘为经理，再派股东叶谦生担任店栈监督，以便于公堂控制。
叶同仁堂于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有职工25人，资金9789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