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椿，字介群，1910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省新建县赐福乡，祖籍江西省龙南县。父亲徐绍师，税卡职员。徐永椿从小念了10年私塾，能背诵四书五经，并且学会了珠算。1927年春，始入小学读书，后入南昌市第一中学，毕业后报考了中央大学森林系。
森林系是中央大学学生较少的系，徐永椿那一班只有3个学生：徐永椿、朱济凡、袁同功。因学生少，师生接触较多，关系比较密切，得到老师的教导与帮助也比较多。当时教树木学的是树木学家郑万钧教授，杨衔晋是助教。1935—1936年，徐永椿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杨衔晋指导下，把中央大学森林系标本室的标本都看了一遍，有时还到郑万钧工作的中国科学社去看标本，系统地学习了树木学。1938年徐永椿毕业后，经郑万钧介绍到中国木业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除全面了解公司所在地峨边彝族自治县的森林垂直带及树种分布外，还为公司改进了运输木材的滑道，解决了阔叶树材的水运问题。1939年7月，徐永椿应我国第一代林学家张福延（字海秋）教授的邀请，到昆明参加筹建云南大学农学院，从此开始了50余年的教学生涯。1939年8月1日云南大学农学院宣布成立。该校森林系是我国成立较早的森林系之一，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是西南林学院的前身。徐永椿除1948—1949年在台湾台中农学院任教半年外，一直在该校从事教学和教学领导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该校历经抗战时期的搬迁，50年代的院系调整，60年代的下放疏散和70年代与北京林学院合并、分离等多次变迁，直到1983年改为西南林学院。徐永椿从30年代开始筹备建校，直到80年代该校成为初具西南特色的、培养多层次林业专门人才的高等林业学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历尽坎坷，矢志不移，始终热爱林业教育。在50年的教学生涯中，直接教过学生1000多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林业科技人才。徐永椿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为表彰他为林业教育作出的贡献，1985年6月，昆明电视台曾拍摄他的事迹专题片，并相继在云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映。1985年，中国林学会给他颁发了“从事林业工作50年”荣誉证书。1988年中国植物学会给他颁发了“从事植物学工作50年的科学家”荣誉证书。
徐永椿是老一辈树木学家，对中国树木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39—1949年，他虽讲授过许多课程，但以树木学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从事树木学教学。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为满足教学需要，他曾主编过华南、西南协作区树木学教材，参加了南京林学院、北京林学院分别主编的树木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多次编写校内使用的树木学教材。我国幅员辽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树种丰富。基于这一情况，为使树木学教材更好地适应教学需要，更具针对性，徐永椿于1985年春与南方几所农林院校的树木学教师共同倡议编写树木学教材南方本。这一倡议后来得到林业部批准。
徐永椿培养了许多树木学专门人才，这是他对树木学的一大贡献。他除了给大学生讲授树木学外，还带进修生、研究生。他的学生遍及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不少人成为科研、教学、生产骨干。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谭沛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任宪威、云南大学教授孙必兴、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赵儒林、曾任昆明市园林处处长的胡秀荃等皆为徐永椿的学生。他对学生言传身教。学生业务上凡有所求，他都乐于指教，百问不厌。他针对研究生的课题，把自己多年教学和研究中收集的书刊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要求研究生“学树木学，不但要学好理论，而且要从实践中学习，经常到野外去，多做调查，多采集标本，这样才能学得好，学得扎实”。一次，他阅完研究生的考卷后说：“大家的成绩都很好，但字写得不很好。希望到你们毕业时字写得比现在好一些。”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使研究生们深受教育。多年来，徐永椿每年都带学生去野外实习，除滇中地区常来常往外，还先后到过丽江雪山、景东无量山、宾川鸡足山、云龙天池、保山、文山、河口等地，足迹遍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他在75岁高龄时，还带领4名研究生去西双版纳、澜沧、孟连、临沧等地考察实习。
由于徐永椿对树木学所作出的贡献，1985年11月在湖南大庸市举行的中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他为中国树木学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1988年11月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几十年来，徐永椿既努力搞好教学，又致力于科学研究。40年代末，他就开始壳斗科的研究，并著有《昆明地区栎属的研究》。70年代以来，他与助手任宪威一道，对云南、西藏的壳斗科植物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表了《云南壳斗科的分类与分布》等10余篇论文，编写了《云南植物志》第二卷、《西藏植物志》第一卷中的壳斗科和《中国树木志》第二卷中的壳斗科三个属。受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邀请，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的三个属（三棱栋属、栎属、青冈属）。通过对壳斗科的研究、整理，发表了该科的新种20余个，新组合20余个，种的新分布记录10余个，属的新分布记录1个。其中，《云南植物志》第二卷于1980年获云南省科委集体二等奖；《西藏植物志》为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课题，该课题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集体科技进步特等奖。
70年代，徐永椿参加了《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的编写，该项成果获林业部集体一等奖。
徐永椿对壳斗科分类研究几十年，其主要特点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生态学原理引用到树木分类中，密切注意不同生境对树木的影响及所引起的形态差异，从而澄清了许多历史上沿用已久的同物异名。他通过《云南植物志》第二卷的编写，第一次系统地整理、研究了云南的壳斗科，使其种数比原先名录的种数少了许多。并且发现那些被归并的种，问题多出在如何看待模式标本上。徐永椿认为壳斗科有些种的分布范围很广，包括亚洲大部分地区。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山有高低，坡向有阴有阳，环境有林内林外，再加上人为的干拢，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在形态上会有较大变化。若把一个种的所有个体都看作与模式标本完全一样，那是不科学的。换言之，就是要用生态学的观点认识模式标本。植物分类工作者要有生态学知识，要有野外工作经验，联系不同的生长环境来认识植物的变异，从而做到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否则往往会把某种植物在形态上的一点变异当成新种而造成混乱。此外，某种植物在分布范围内，对环境因素，主要是气温、湿度的适应，有一个最小、最适、最大的关系。分布于最适环境内的个体最能代表该个物种，分布于最小与最大适应范围内的所有个体，越接近两端的环境，个体的形态变化可能越大，但仍然是该种的个体。超过最小与最大值，该种的个体便不能生存，这是一般规律。
其次，徐永椿认为，模式标本是分类单位的名称所依附的分子，但不能绝对化或迷信模式标本。种内的不同个体是有变异的，环境变化越大，个体形态上的变异也就越大。模式标本只是某物种在分布范围内的“随机取样”而已，而不是某物种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分子。如果盲目迷信模式，看见某个个体与模式有些差异，就认为是新种或变种，这对植物分类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十分有害。
云南是举世瞩目的“植物王国”。在云南要教好树木学课程，首先就要收集云南的树木标本，建立树木标本室。徐永椿到云南的第一年冬季，就跟随张福延到滇西采集标本。后与庐山植物园秦仁昌、冯国眉一同到丽江雪松村及黑白水一带采集，又步行到鹤庆、剑川，金华山、满贤林，再经牛街、邓川、大理、下关沿途采集。共采得标本约200号，做了4个标本柜。这就是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的开端。
1940年，郑万钧从法国带回标本约40号，徐永椿接下了这批标本。1946年西南联大离开昆明时又接下副号标本数百份，同期还从昆华农校仓库里收集了吴中伦、蔡希陶、俞德浚、王启无采集的标本约百余份。1947年，结合大姚县志的编写，徐永椿带领森林系两个年级的学生和几位年轻教师到大姚、宾川、大理等地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采集活动。采得标本400余号。这次采集一行10人，途经盗匪出没之地，师生们只好雇马帮驮着标本，每人杠一根木棍作武器防备盗匪。在大理上苍山采集时无干粮可带，以土豆充饥，白酒御寒，十分艰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永椿应台中农学院教务长之聘，于1948年7月到达台中农学院担任副教授，讲授树木学，为期半年。他在教课之余，克服困难，不失时机，迅速开展了对台湾树种的调查与采集。每周除了两天上课时间外，经常带一个藤包外出采集，曾两上阿里山，看到完整的气候带和相应的不同层次的森林垂直带，并力所能及地采到一些标本，如红桧、扁柏、台湾杉及台湾华参等。还曾亲临八仙山林场，冒着乘运材的架空索道的危险，采到了台湾铁杉的标本。在嘉义的热带果树试验场，采集了一套果树标本约40余种。在台湾期间前后共采集树木标本400多种，1000余号，这些标本均收藏于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成为大陆上收藏台湾标本较多的标本室之一。
几十年来，徐永椿在教学实习、科学考察活动中，还从全国各地采集了大量标本。即便是出差或开会，也要顺便采集标本，每次外出，几乎都有标本带回。
在徐永椿领导下，通过其他教师的共同努力，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已具有一定规模，收藏标本近10万份，包括全国各地尤其是云南的乔灌木树种约5000种，积累了一定的文献资料。为教学、研究及编写《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云南树木图志》等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可贵贡献。历年来，它接待了许多来参观、研究的国际、国内各类参观人员，为西南林学院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
《云南树木图志》
徐永椿对云南地理和气候的划分，山地立体气候的情况和不同环境下生长的树种知之甚详。为了总结云南树木学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用于云南的林业，近年来，他主持编写了《云南树木图志》。该书对云南以及西南地区的林业生产、教学和科研，以及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很高价值，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定意义。该书分上中下3卷。前论部分从森林生态的角度阐述不同环境下生长的树种；各论部分记载了云南的树种2500余种，从树木分类的角度介绍识别树种方法，并提出了各树种的林业生产技术知识，使林业工作者易于应用，做到适地适树地发展林业。该书最近通过评审鉴定，认为是目前较完善、较适用的地方树木图志。
《云南树木图志》的编写人来自许多单位，其中有植物分类学界卓有成就的专家，也有中青年工作者。年逾70高龄的徐永椿仔细审阅了近500万字的文稿及每一张图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遇有问题，就查阅大量参考书和到标本室查找标本，直到问题完全清楚为止。文稿、图稿达不到质量要求者，不论编者是谁，一律退回请其重写。有些图稿重绘或修改达两三次之多。从而保证了该书的质量。在植物分类研究中，徐永椿从来不争先发表新种，在发表时也持慎重态度。有一次，云南林学院一位教师在海南岛尖峰岭捡到一个锥形果脐的青冈果实，徐永椿确认为新种。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派专人去海南岛采到这种树的完整标本，而后才正式命名为锥脐青冈。但是，后来他在华南植物研究所的青冈属标本中，发现了一张这种树的枝叶标本，陈焕镛和谭沛祥在台纸上写了一个名字 Cyclob alanopsis litoralis，就决然放弃了自己定的名字，而采用了他们定的名字，并代为发表。徐永椿多次说过，我们从事植物分类研究，编写植物志，目的是查清我国的植物种类，给予正确的名称；发现了新种当然要发表，但目的不是为了发表而发表。
他在编写《云南植物志》时，也是如此。强调以标本实物为依据，对那些只有文字记载而未见实物的种类，作为存疑，暂不写入植物志。譬如文献记载云南有生长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多花栎，而未见到产于云南的该种标本，故未将该种编入《云南植物志》。后来，在北京植物所标本馆见到英国爱丁堡植物园寄来的交换标本中，有1913年G. 福雷斯特（Forrest）采自云南金沙江边的10341号标本，该号标本原被定名为多花栎。经徐永椿反复鉴定，该号标本为铁橡栎而非多花栎，同样未被采纳。
1983年，徐永椿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树种分支，该书已于1989年出版。
1987年10月10日，学院人事处通知徐永椿退休。他没有为自己提任何要求。在交给学院各级领导作为备忘录的《退休后的意见》中，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为了使本人（用）毕生精力建立起来的森林植物研究室及硕士学位授予点能不断兴旺发达，恳请我院各级领导将已分配给本学科的研究生按照党的政策把他们安定下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的一位同事给他的评价是“轻个人进退，重事业兴衰。”实际上，他退而不休，仍勤勤恳恳地工作。《云南树木图志》工程浩大，该书的大部分工作是他在退休后完成的。他退休后，还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学术会议等。徐永椿50余年如一日，在林业教育园地辛勤地培育，在林业科研工作中勤奋地劳作，为培养林业专门人才，为开发边疆林业事业作出了贡献。
1910年11月26日 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
1938年 毕业于中央大学森林系。
1938—1939年 任中国木业公司四川分公司技术员。
1939—1948年 任云南大学农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
1948—1949年 任台中农学院森林系副教授。
1949—1951年 任云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副教授。
1951—1958年 任云南大学林学系教授、系主任。
1958—1970年 任昆明农林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及图书馆长。
1971—1972年 任云南农业大学林学系教授。
1973—1978年 任云南林业学院教授。
1979—1979年9月 任云南林业学院教授兼副院长。
1979—1983年11月 任云南林学院院长兼图书馆长。
1981—1986年 任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
1983—1986年 任云南林学会理事长。
1983—1987年 任西南林学院教授。
1985—1988年 任中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 任云南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8年 任云南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
1993年8月15日 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