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创办仅四年的栏目，凭借朴素的平民化战略，竟然在全台近四百个栏目中收视率稳居6、7名；一档午间时长20分钟的节目，凭借“润物细无声”的理念，收视率竟然超过了《新闻30分》；一个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创作队伍，凭借热情、敏锐和斗志，竟然将365天的365个故事讲得个个入理。这就是《今日说法》。
《今日说法》是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栏目攀升到今天的位置上的？“说法”人是如何保持自家风范，不随波逐流的？在第二个“12.4”全国法治宣传日到来之际，我们走近《今日说法》制片人——钱蔚，听她为我们讲述《今日说法》的成长过程。
“说法”人的咖啡厅情结
《今日说法》栏目的办公地点不在台里。时至今日，每次进台办事，哪怕只有十分钟空闲，钱蔚也会到二楼咖啡厅，要上一杯咖啡，“咕嘟嘟”喝下，起身就走。别以为钱蔚是在玩小资情调，在她心中，这是对栏目创办初期那段岁月的纪念。
《今日说法》于1999年1月正式开播之前，中央电视台方楼2层的咖啡厅曾经一度是“说法”人的办公场所。用钱蔚的话说，“可以说我们栏目最早创业是从咖啡厅起步的，咖啡厅情怀已经深入到‘说法’每一个人的骨髓。”
1996年底，还是《社会经纬》制片人的王新中就在酝酿一档日播的法制栏目。直到1998年，《今日说法》的两位元老——王新中和肖晓玲——聚首咖啡厅，着手策划这个栏目。而后，公检法司的人来了，全国人大的人来了，电视策划人来了，咖啡厅里的两个人渐渐成为了一圈人。
1998年下半年，接到台里通知，说这个栏目可以开播了。《今日说法》开始招兵买马，咖啡厅里更热闹了。因为没有办公地点，《今日说法》创业的记者们几乎把整个咖啡厅的桌子占用了一半以上。最早的实验版是在咖啡厅做的，最早的文案是在咖啡厅起草的，最早的记者组组长的任命是在咖啡厅宣布的。可以说《今日说法》是在咖啡厅孕育，在咖啡厅出生的，创业的苦涩中带着新生的香醇。
眼前一身素色职业装的钱蔚，透着稳重、干练。而在咖啡厅白手起家的那段日子里，钱蔚从来不敢穿高跟鞋。因为，当时外面的人进台，必须要组里的人亲自到门口去接。栏目草创阶段，要招新纳才，要邀请各方面专家，每天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虽然从咖啡厅到台门口的路程并不算远，但每天十几二十趟地跑下来，这样的运动量也绝对不是高跟鞋可以负载的。
如同母体中的胎儿一样，《今日说法》出生之前，他的“父母”、“亲戚”、“朋友”聚首咖啡厅，在脑海中勾画着他的长相：演绎故事，从法院找来判决书，构造模拟段落，由演员来演，然后再回到演播室竞答对错；打造新闻，占据新闻优势，做成日播的法制新闻类节目；杂糅并进，每周七天，采用七种不同的板式，从公安版到经济档案版，从民间故事版到婚姻版，把法律资源的丰富性展现个够；……
“说法”人埋头在咖啡厅里干得热火朝天，却没注意到窗外已是秋去冬来，转眼四个月过去了，《今日说法》就要开播了。开播前几天，它终于有了自己的家。钱蔚为我们转述了当时一家媒体的报道：钱蔚搀着肖晓琳，两个人怀着圣洁的心情来到装饰一新的茂林小居。两个女人都怀着一种像布置自己结婚新房的感觉，走进新居。然后互相对视一眼，坐下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们终于有房间了。”
咖啡厅的故事到此结束，而咖啡厅情怀已经根植到了每个“说法”人心中。小小的咖啡厅见证了《今日说法》早年的创业阶段和那段不被人认可时的艰辛岁月。
“超低空飞行”的“姥姥文化”
随着咖啡厅时代的过去，《今日说法》也渐渐成型。摒弃模拟演绎的想法，摒弃全部统涉的想法，“说法”人有了一个非常朴素的思路：365天，讲述365个法制故事，再请365个专家来告诉百姓该怎么办。这就是《今日说法》延续至今的模式。
在“润物细无声”的思路引导下，朴素的平民化意识成为《今日说法》的固有品质。“姥姥文化”是王新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今日说法》做的片子一定要让你的姥姥看懂。所以《今日说法》的制片人在审片的时候经常会跟编导说：“去问你妈，去问你姥姥，她们看懂了吗？”久而久之，“姥姥文化”就成为《今日说法》平民化定位的基础。而这种朴素的平民化意识又被《今日说法》的记者们形象地称为“超低空飞行”。
其实，多数老百姓看电视，并没有太多的想头。在钱蔚看来，“他们心里只有两个原始驱动：好奇心和解惑。”可以说《今日说法》的节目内容和形态非常有效地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和解惑的愿望。“好奇心方面，我们每天都在播出不同的故事，今天是一个婚姻的，明天是一个经济的，后天是一个欠条要钱打官司的……展示着千姿百态的法律故事。解惑方面，每天专家会那么实在地告诉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以后咱们不能有类似情况，咱们可以这么做，咱们应该这么做……”
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姥姥文化”为《今日说法》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物极必反，钱蔚开始为《今日说法》的固有品质太鲜明而烦恼了，“因为这种太鲜明的品质背后，让我们感觉到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机械化和城市化的危机，陷入到了一种对编导创作激情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钱蔚也听到了不少反面的声音。比如，专家点评肤浅啦；节目形式单调啦；普法内容不前卫啦等等。
今年8月份，《今日说法》扩版，节目由原来的15分钟变为20分钟。这时，“说法”人的头脑也的确热了一下，大家想改变节目形式，想发出高层的、宏观的声音。可是，理性的思考还是让“说法”人做出了“只有大舍，才能大得”的抉择——保留原有节目形态不变。
钱蔚以球场精神为我们解释了个中原委，“罗纳尔多和卡恩，一个是攻的极致，一个是守的极致，你认为，他们谁代表了足球运动的真谛？那就是说，在新闻这个战场上，什么样的定位能够代表新闻的真谛？在我们看来，所谓新闻的真谛，其实质就是知情的公开。尽管我们的定位是平实的，但是跟《焦点访谈》的曝光、冲杀相比，跟《经济半小时》的高屋建瓴相比，他们讲的是宏观，我们更着重微观。通过每天一种审案程序和审案方法的公开，把法律这个中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武器，点点滴滴地交到他们手上。”
由此，《今日说法》在8月份的扩版中抗拒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坚守住了最平民化的定位。栏目新的广告语也应运而生：点滴记录中国法制进程。而栏目LOGO也被定在了“法”字的第一点上。这些都体现了“说法”人朴素的平民化情怀，“我们从‘法’的第一点做起，点点滴滴，直到永远。同时‘法’的三点水，从古汉语到现在，一直都是公正和正义的象征。”
把“12.4”打造成和“3.15”一样的品牌
“点滴记录中国法制进程”是“说法”人的使命，而当每天的日播节目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不安分的“说法”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想要在坚守平民化的同时，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于是，《今日说法》开始集中精兵良将，酝酿大型活动。
钱蔚告诉我们，“从前年开始，我们就在苦思冥想一件事情。我们在每年的年底要有一次大活动。这个大节目要整合公检法机构的所有资源，要盘点当年度的所有法治大事儿，而这个理念在说法的日常定位里面未能很好地实践。前年年底，我们就着手运作这件事情，开始跟公检法系统、跟各个相关领域的人谈，我们想找一个日子，成为法律的日子。”
终于，经过漫长的论证，在“说法”人的推波助澜下，2001年的《“四五”普法纲要》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说法”人把这个日子看成天赐良机，开始利用这一平台打造《今日说法》新的品牌形象，为年度法治大事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发出法律界宏观的、权威的声音。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去年法治宣传日期间，《今日说法》成功地运作了“四个一”工程：一套大型系列节目、一台大型专题晚会、一个成功的网络会餐、一本书作为平面成果保存下来。一套活动运作下来，《今日说法》终于实现了品牌立体化的目标。的确，《今日说法》不与新闻争风头、不与其他节目比热闹，在坚守“润物细无声”的平民化定位的同时，它舍弃了很多。但是在“12.4”的时候，“说法”人决定在法律的日子里把法律的声音发得响响的，实现“说法”人“整合法制资源，整合高层平台”的梦想。用钱蔚的话说，“我们想通过几年的努力，争取让‘12.4’成为像‘3.15’那样的品牌。”
“说法”人这样想着，也这样做了。在去年成功运作的基础上，《今日说法》今年11月初就推出了“2002年度百姓最关注的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活动；11月24日开始在日常节目中推出“12.4”大型系列展播；12月4日晚8:10更有一台名为《法治的力量—2002》的专题晚会在CCTV-1隆重播出。
《今日说法》每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一半的人马投入到打造“12.4”品牌的活动中来，“说法”人如此努力，只有一个目的，用钱蔚的话来说就是，“让中国老百姓知道，这一天我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办一点事儿；让违法者知道，这一天我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让立法者在这一天审视一下，我们国家立法工作进展如何了。”
“要把收视率跟节目质量挂钩，那就是傻瓜”
栏目创业阶段，收视率一度成为牵动每一个“说法”人内心的数字。《今日说法》刚开播的时候，收视率是1.7—1.8。终于在开播二三个月以后，收视率上升到了3。创造这一收视率的记者得到了重奖。说到这里，钱蔚渐渐兴奋起来，“我们很快发现我们栏目在中央电视台排行为第十名。我们终于闯入第十名了！我们马上又重金奖赏……”
就这样，《今日说法》的收视率在去年一路攀升到了第六名。今年扩版之后，《今日说法》终于达到了他们自己都没敢想象，但却在暗中一直追求的目标——收视率全面超过《新闻30分》。对此，钱蔚由衷地表示，“我们超过《新闻30分》，应该归功中央电视台午间时段的成功开发。《新闻30分》已经替我们铺好道路，把我们的平台打好了。《今日说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继续有效地把《新闻30分》取得的成就扩大了一步。”
今年10月30日这一周，《今日说法》的收视率进入第四名。钱蔚骄傲地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记者出差，都会自豪地掰着手指头跟接待的公检法系统的人说，你知道吗？我们可是第四名。知道在我们前面的是哪几个栏目吗？我说给你听啊，第一个是《新闻联播》，第二个是《焦点访谈》，第三个是《科技博览》，第四个就是我们。”
紧接着，钱蔚转而冷静地表示，“我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一个栏目，几个记者，或者一个管理者要把收视率跟节目质量挂钩，那我觉得就是傻瓜。” 的确，收视率本身有一定的偶然性，影响收视率的因素太多、太复杂，有市场的各种调控因素在里面。这一点，钱蔚看得很明白，“在这样一个收视率狂升的势头下，如果我们傻瓜地认为，它是反映我们质量好了，那我们就会失去判断的标准。收视率是观众对我们的回报，是我们和观众互相影响的一个判断指标。它只能说明目前‘说法’这个产品比较畅销，比较对观众胃口。”
但是在媒介市场，收视率的确是一个检验成功与否的硬性指标。所以，既不能看重收视率，又要维护收视率。对于这一点，“说法”人自有办法，“我们既鼓励冲击收视率，而我们栏目内部又有一套客观评价指标。在这一套客观评价指标里面，收视率仅仅是测评节目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全部。这样使得记者在热望关注收视率的同时，还必须分出心来关注其它的指标。”依靠科学的评价指标，“说法”人在维系收视率的同时，确保了节目的品质。
收视率给“说法”人带来了动力，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用钱蔚的话说，“收视率越来越高，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如履薄冰的感受。”因此，“说法”人在努力维护收视率的同时，坚持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制作着每一期节目，以回馈观众。“说法”人所倡导的“平民化”是一种“欢乐着中国百姓的欢乐，痛苦着中国百姓的痛苦”的情怀，这就是这么多年做法律故事，做法律节目以后，“说法”人对自己肩负的使命的认识，对自己朴素定位的认识，以及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
分分分，让我欢喜让我忧
《今日说法》是个快乐的大家庭，每每有什么集体活动，大家伙的团队精神强得没的说。然而，在工作中，大家在愉快合作的同时，也在暗暗较着劲。因为，栏目有着一套严格的绩效评估体系，激励着每个人的工作潜力。
栏目每半年给记者打一次分，分数高低完全由节目数量、节目质量和工作能力决定。评分标准是完全透明和公开化的，定得相当细致。排在前20%的记者将在下半年享受双薪；排在中间70%的记者保持正常待遇；而排在后10%的记者就进入末尾淘汰序列，取消工资和福利待遇。
对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钱蔚深有感触，“栏目就是靠着一帮奋战中的人们走到今天的。但是到了今天了，光靠热情、靠激情澎湃、靠消耗身体，靠熬夜，靠玩命，不回家，那肯定是不够了。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非常好的绩效制度的话，那我们的发展将会大大地被遏制。”
目前为止，栏目内部已经进行了四次评分，有的人以多胜少，靠节目量杀出了一条血路；有的人以质取胜，靠拿季度金奖冲入双薪行列；有的人靠出谋划策，竞标栏目特别节目，夺取加分机会。分数也使每个人都有了平等的竞争机会，一个没有工资的实习生，凭借一个金奖节目一举进入双薪行列；上次还在末尾淘汰序列的记者，这次就变压力为动力，争取到了双薪。
每个人都可以算出自己半年来的成绩，这样就使得每一个“说法”人都能够清楚地由分数算出，我这半年付出的辛劳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评测体系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就成为激发《今日说法》活力和潜力的重中之重。
对此，钱蔚为我们道出了她的打算，“我们要通过长远性的制度建设，让我们的记者可以设计出自己的前途。比如说我得到两次双薪了，我可能在第三年得到培训的机会，我可能在第四年得到带薪休假的机会……让大家有一种可持续的心理预期。整套薪酬制度循环的核心在于一套极其科学的量化评分制，我们只需把量化平分标准亮出来，无需任何压制手段，让记者自己去计算就行了。总而言之，通过一套制度的明示，让大家都知道，我往每一个方向努力，都会有收获。”
这样的制度，也许过于苛刻，也许过于严厉，也许多多少少带有点强制的味道，但你却不能不承认它是公平，它是科学的，它是现代社会催生出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制度，使得《今日说法》保持住了收视率，保留下了人才，更保证了整个创作群体的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