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西方传来的学科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民族学和社会学遗产，历代也出现了不少用今天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古代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人物。但是，作为独立的和现代的学科，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来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一些教会大学及与西方联系较多的大学首先设立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专业。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辅仁大学及中法大学等。在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较早设立了该专业。人类学又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在美、英等国所说的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y），虽然渊源有所区别，内涵是相同的。
当时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课程大多设在社会学系内。最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大多是从西方留学归国的学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都是较早（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学）家。
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派、进化学派，特别是功能学派的理论在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盛极一时，在西方留学的这些中国学者也基本上成为这些学派的信奉者。但是，当他们回到中国并用这些理论研究中国社会时，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都逐渐发展出了一些中国本土的特色。
潘光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师从历史学派大师博厄斯，并受著名的进化学派民族学家摩尔根（L.H.Morgan）很大的影响。吴文藻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期间，该校人类学系几乎集中了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精英。如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F.Boas），还有本尼迪克特（R.F.Benedie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他们都是名震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师级教授。杨成志则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并接受了功能学派理论。
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都全面掌握了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吴文藻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回国后他们又分别在清华、燕京和中山大学任教，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著名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家的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
（二）功能学派和社区研究
20世纪20年代，吴文藻回国后不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该系学生有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等人。当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还处于照搬模仿西方的阶段。吴文藻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化的教学改革方案。他的中国化主张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确定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的研究实践；第三，进一步培养能独立从事研究的人才。
在理论框架方面，他选择了英国的功能学派。他说：“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社会研究》111、112期，1936年）在中国社会的研究实践问题上，他提出了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方法相结合的社区研究法。此两点以后几十年一直贯穿于他和他的学生的研究中。 至今，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方法紧密结合仍然是我们学院最鲜明的传统。为了培养更多人才，吴文藻先生于1937年送他的学生费孝通和林耀华分别到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费孝通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时，他的导师是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林耀华的老师是哈佛大学的胡顿（E.A.Hooton）等人。二人回国后，分别在吴文藻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潘光旦任系主任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三）边疆与少数民族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策划鼓动满蒙独立，中国出现边疆危机。吴文藻先生审时度势，提出在社会学、民族学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作为重点。为此，他先后将其学生李有义、林耀华、费孝通和陈永龄派到西藏、四川凉山、广西大瑶山和新疆去作调查。此后李有义成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都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经典，陈永龄先生自此从事新疆民族研究几十年。日后当这批学者集中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时，继续其研究传统，并由此促成了中国民族学界重视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的特点。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四）三代师生齐聚研究部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学术渊源主要传承自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从事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是站在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最前列的一批顶尖级人物。这批学者中的多数来自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民族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51年分为民族学系和劳动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三代学者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以下是他们的师生序列和学术传承的关系：
第一代： 潘光旦、吴文藻
第二代： 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
第三代： 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陈凤贤、王辅仁、王晓义、吴恒、黄淑娉、朱宁。
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相继是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
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与吴文藻先生并称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南杨北吴”，此时也作为研究部的第一代学者来到研究部。
（五）薪火相传
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部至今天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早在20世纪30-40年代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今天仍在继续并已得到发扬光大。这些传统就是：第一，在教学与科研中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提倡实证性的社区研究；第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三，结合中国的国情，在研究中重视历史的角度。
至于研究的理论，2006年10月，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撰文指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已形成了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功能学派，这是在理论上对功能学派的发展，是对国际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贡献。（“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