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言。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雅言以洛阳雅言为标准。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话和《切韵》,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另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着《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代的时候,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明代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江南的吴音开始以苏州白话为主要代表。吴音继承了南方雅言的地位,并且以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通行的语言之一。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和官方“普通话”京白相对而言,苏州白话在当时社会地位相当于民间的“普通话”。当时越南剧、昆曲、评弹都以苏白为标准音,甚至一开始的京剧都曾使用过苏白。
清代一开始,仍然以南京官话为正统。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北京官话为官方地位。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由于太平天国的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了标准音的地位。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民国初期,北京官话被定为国语。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国音是主要以江浙派为主,虽然概括为“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是也有人后来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是以江浙吴语为基础音的国语。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语音加入京音的。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
汉民族共同语从古至今有好几种说法,有雅言、通语、官话、民国时期的国语。名称不同,内容基本是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我们也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国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口语形式,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人口很多,自古以来就有方言分歧。方言的存在给交际带来不便,产生隔阂,为了克服方言给交际带来的隔阂,就要有沟通各种方言的共同语存在。
我们今天讲的普通话有明确的内涵,有科学的界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面明确规定的。从1956年到现在,普通话的含义就像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样子。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不难理解,所谓普通话就是现代的汉民族共同语。显然在我们进入信息时代,大力推广普通话,对于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推广普通话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拥有统一、规范的语言,是关系到国家独立和民族凝聚力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每个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也是公民具有国家意识、主权意识、法制意识、文明意识、现代意识的具体体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我国各民族的交流与往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且有利于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推广普通话是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我国跨世纪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实施素质教育,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培养创新人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素质,是知识、能力和良心修养的综合反映。语言文字是思维表达的工具、文化知识的载体和交际能力的依托,因而是素质构成与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曾指出“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特别是到了今天的信息时代,语言文字规范更是掌握计算机语言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段、任何专业的学生来说,能说流畅的普通话,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这个最有用的本领,在求学、求职和事业竞争中就能处于优势地位。推广普通话是各级各类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语言文明是人的素质最直接的体现。努力提高人们的语言道德意识,进行语言行为的道德规范,加强语言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工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计的专门人才,除了思想和专业方面的要求外,还应当使他们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语言文字的修养。使用纯洁健康的语言文字是个人修养很重要的一部分。
普通话是以汉语文授课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是以汉语传送的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规范语言;是汉语电影、电视剧、话剧必须使用的规范语言;是我国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在公务活动中必须使用的工作语言;是不同的方言区以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人们的通用语言。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既是当前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各族人民的热切愿望,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4591.html?wtp=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