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9
———《福柯的生死爱欲》书评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20世纪被引述最多的人文科学学者之一。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代表作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虽然福柯已去世34年,其思想却总是穿越时代的迷宫,击中时代症候的靶心,无论是法国的五月风暴,还是伊斯兰革命问题,福柯的学说总是绕不过去的思想资源。
正像福柯多变的思想风格,透过米勒这本传记,我们同样看到福柯生活中的多重面孔。福柯正是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描述的那类哲学家,他是学者,这毋庸置疑;他同时是战士,他的身影跃动在法国五月风暴、伊朗革命、突尼斯学运中,其学术思想和生活本身都是对种种成规和界限的挑战。此外,他还是爱人者,面对那个胆怯的同性恋学生,他说,不要怕活着,更不要怕死亡。成立监狱调查小组,关注难民问题,边缘人群议题从来都是他关注的对象。最后,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对于福柯来说,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有待完成的艺术品,人应该赋予生命本身以风格。福柯的学术思想与其风格化的生命样式紧密相连。
尼采说,“作品原来都是其作者的个人坦白,都是一种无意识的,未被注意到的传记”。在福柯看来,每一本书都是其个人经验的产物。米勒的这本《福柯的生死爱欲》,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宏旨。一方面,他谨慎地以福柯的学术生涯为线索,将福柯的思想置于法国战后的知识分子群像中,勾陈福柯著作背后的思想路径和精神血缘,另一方面,在梳理福柯学术思想的同时,米勒勾勒出了福柯学术思想与哲学生活之间的隐秘线索。
相比于其他的福柯传记,米勒并没有陈列福柯的生活细节,而是突出福柯哲学生活中的关键性事件,勾勒这些事件与其学术转变的关系。洛杉矶浴室的极限体验,突尼斯学运的参与,监狱调查小组的成立等等,这些越界经验不断将福柯的认知界限推到极点,反过来又促进了其思想的转变。
然而,米勒的书写并非是有关福柯的传记式批评,米勒不是去围绕福柯的著作,在其生活中寻找佐证,而是反过来围绕其生活,使得福柯的思想和著作不断地反思其生活,福柯的著作也是其哲学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米勒这本书中,福柯的思想和生活互相促进,互为印证,是生产性的关系。在这里,生命本身被思想赋予了一定的风格,而生命与思想的界限在互相促进中不断翻新。
福柯把生命当作艺术作品锻造的理念,其对哲学生活与思想关系的阐释,集中呈现于他对古代犬儒学派的研究中,米勒在这本传记中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古代犬儒主义者把生活当作真理展示的舞台,他们全部的思想都体现在其生活方式和行为范式中。他们过的是一种暴力的生活,赤条条的一无所有的苦行生活。福柯本人正像他笔下的古代犬儒主义者一样,针对世俗规范的权威,时常进行一些挑衅性的对话。其说真话的勇气,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是对世俗成约的拒绝和越轨,“是剥光,打碎面具、铲除锈迹、发掘洞穴、强烈地还原和缩减为生命的基本状况”,这样的一种被赋予思想形式的生活,直言的生活,促使人们反思那些所谓的条规和界限,促使人们去关照自己的内心。这也是福柯的生活所展示的,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渐渐重叠在一起——知行合一(这恰恰是现代犬儒主义不具备的),他的生命就是真理展示的剧场。
将生命看成是一件有待塑造的艺术品,这就意味着对自我的不断批判和创造中,自我面孔的不断变化。人有其固定的本质吗?在尼采的上帝之死之后,福柯提出了人之死。对福柯来说,人的概念只是在现代知识型的语境下由学科和知识建构的产物,它必将随着现代知识型的瓦解而消失。在《词与物》的结尾,福柯写道:
“人会像大海沙滩上的一张脸,被轻轻地抹掉。”
人的概念,人的本质,是由许多历史偶然性造就的规则建构的。对于每个个体,“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一条仅供自己走的路”。对于福柯来说,人与自身的关系,不是认同的关系,而是不断变异的关系,在不断的越界体验中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认知,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去思考,成为另一个不同于原初的自己,从而让生命成为一件有自我风格的艺术品。
在米勒的这本传记中,这个被福柯称为艺术品的生命,它不是日神阿波罗式的稳定和不变,而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似的狂欢;它不是一帆风顺的生命,而是充斥着自我规训的苦行,极限体验的断裂,界限模糊的自我批判。对于康德来说,超验被束缚于知性之上,福柯却将这引入梦幻、性活动、谵妄、疯癫、死亡的越界经验当中,越界经验打开了一个思想的外在空间。
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线索就是福柯的越界经验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外界思想,这也是本书与迪迪埃·埃里蓬的那本福柯传不同的地方,更是它备受争议之处。米勒认为这种越界经验是连接福柯生活与思想的隐秘线索。正如尼采所说,“从存在中获得最大成果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对于福柯来说,写作、谵妄、死亡,抗争,那些越界体验是闪耀着诗性光芒的生存状态,在这些体验中人得以重新改写自我的生命形式。这些越界的、边缘的经验无疑导向关于界限的质询。
米勒将这些越界体验和福柯的思想紧密关联起来,并将这些越界体验置于阿尔托、布朗肖、萨德、巴塔耶、尼采、海德格尔等福柯的思想资源中,这样,在米勒的笔下,福柯的思想、经验、阅读三者之间互为阐释和补充。米勒写到,在洛杉矶的那些公共浴室的经历,促使福柯改变了《性史》的写作计划。这些越界经验无疑对福柯的写作有着重要意义。这些经验同样被米勒关联于萨德的欲望,巴塔耶的色欲越界。巴塔耶的主体粉碎的快感,在色欲越界中碰触人有限的存在,在狂喜中把人带往无限,这些叙述与福柯的极限体验描写融合在一起。
同样,米勒也写到了福柯在圣安娜精神病院做实习医生工作的经历,福柯处于医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身份,使他得以更清晰地观察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的经验融入了《疯癫与文明》的写作中。在这本书中,疯癫并非徘徊在社会文化之外,疯癫内在于风俗、习惯、制度之内,是一种虚构,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疯癫,同样内在于阿尔托的戏剧中,这种戏剧语言“靠某种钻石版简洁的直觉写成”,思想,在主体的撕裂和消散中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
在米勒的笔下,《规训与惩罚》被置于福柯的革命活动的越界体验中,被置于1971年的监狱调查小组之中。米勒认为,监狱调查小组对于福柯来讲是一个流动的战争机器,正是透过对犯人生存状况的调查,福柯得以揭露一个自称人道的社会如何对待这些犯人。这促成福柯对现代监狱规训制度的深刻洞察,他的研究展示了现代的规训制度如何规训人的肉体,划分人的时间,榨干人的精力,同时也在人的内心打上规范的烙印。
同时,透过阅读那些犯罪卷宗,福柯对皮埃尔·里维埃这样的声名狼藉者产生了兴趣。通过皮埃尔·里维埃这样的杀人犯形象,那些违背道德规范的心理失常者,越来越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人。通过对不正常的人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话语编织,那些民众的残酷力量被心理学测定捕捉,那些危险的个体从此被隔离于社会的安全地带之外。
疯癫、谵妄,这些非理性的经验并非徘徊在社会文化之外,它们内在于风俗习惯制度之内,正是一个时代的制度文化界限圈定了疯癫的范围。同样,工作怠惰、游手好闲、反常的性行为,对压制的反抗谩骂,这些声名狼藉者的行为在一个以追求生产效率的规训型社会被判定为不正常。福柯对这些既定规范和界限发出了质疑:
“狂人被看做精神病患者并非理所当然,对罪犯的唯一处置办法就是把他关起来并非不言自明;疾病的起因应通过身体的个别检查来寻找并非顺理成章。”
福柯揭示的正是权力与知识的专断和凶暴。
在文学的阅读和写作中,福柯追求的同样是那些越界体验,米勒逐一分析了福柯喜爱的作家,布朗肖、鲁塞尔、罗布·格里耶等。这些作家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写作都是去主体化的,其写作行为本身即是一种越界体验。
福柯渴望成为布朗肖那样的作者。对于布朗肖来说,借助于文本的力量,主体不在场了。在疯癫中,在谵妄中,在布朗肖语言的自我增殖中,“布朗肖的不在场借助于文本存在的惊人力量”。“我说我正在说”,主体已不存在,在这个主体的虚空中,外界思想自由舞动,语言不再追随内在化的思想,而是呼应外界经验——孤独、死亡,“话语变成了对经验,遭遇和不大可能的符号的叙述”。
在这种去主体的写作中,作者通过写作摆脱一部分原来的自我,并进行自我创造。在杜拉斯看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分先导人格,这个先导人格做着创造性的工作,不断将创造的经验融入到我们滞后的人格中,如果不去付诸实践,自我就无法刷新,而写作是探寻自我的一条途径。在这种去主体的写作中,主体的碎裂打开了一个外界思想的空间,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思考方式,而这也正是福柯思想路径不断变幻的源泉。
如果黑暗是对光的无名的赞歌,那么,越界也总是与界限缠绕在一起。无论是生活中的极限体验,哲学中的越界经验,还是写作中的越界经验,越界总是指向对界限的批判和质询。任何一种界限的形成都被历史领域内的根源所限制,而越界总是关联于历史深处知识和权力编织出的界限。福柯说:
“吸引力对于布朗肖,如同欲望对于萨德,力对于尼采,思想的物质性对于安东尼·阿尔托,僭越对于巴塔耶那样:都是最纯粹的、最赤裸的外界经验。”
这些外界经验是异质性的,正如萨德的欲望与荷尔德林的神明之于康德、黑格尔时代的世界规律和整体秩序,正因其异质性,它常常被秩序重新编码异化。
同时,这些外界经验是去主体化的,它总是带来被知识和权力所规定的既定主体的碎裂,在这个过程中,人得以重新审视理性自我的界限,这些外界经验照见主体周遭的虚空。同样,外界思想是福柯理论结构的一把钥匙,福柯的理论像一个漩涡,也像一个迷宫,这个学说的外层是理性逻辑的阐释,而其阐释的核心对象却是那些社会边缘体验,那些历史学家难以触摸到的灰暗地带——历史的无意识。通过探索与书写边缘经验,福柯对已知的种种界限发出永恒的质疑。而这,也是米勒这本书的核心。
米勒在这本书中以断片式的思想蒙太奇展示了福柯的一生。1984年,福柯越过了他生命最后的界限——死亡。对于福柯的生命,死亡,是这件艺术品的最终完成,是他生活抒情内核的刹那绽放。苦行与越界,赋予这生命以强度,这强度令人动容,也向人发问,我们将如何面对界限,去找寻另一个自己。
(本文作者战宇婷,文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