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只是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实际上，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条大河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构成了巴比伦文化主干，印度河、 恒河构成了印度文化主干一样，中华文化的主干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龙凤呈祥，共创辉煌。
考古工作者正在不断揭开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源头。1956年至1957年，在云南开远县小龙 潭第三纪褐煤里发现10颗石猿牙齿化石。1975年至1980年，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煤场的第三 纪褐煤里多次发现腊玛古猿化石。从发现的下颌骨可知，5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已经具备了 从猿到人的转变特征。
199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在四川巫山县大庙镇的龙骨坡遗址 发掘出距今200万年前的大量旧石器。这一重大发现被载入世界权威性杂志《自然》。
美国的
《科学新闻》提出了“
人类祖先在中国”的论点。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大约在200万年前，长江流域已有了人类居住，开始创造 着民居文化。
在距今1万年至4000年前的6000年中，长江流域历经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考 古学称之为
新石器时代。在长江流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和嘉兴马家浜、江苏吴县草鞋山、上 海崧泽（下层）发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民居文化。
关于母系氏族的民居文化，我们现在不可能见到当时的文字材料，但可以借鉴民族学的方 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活化石。据林耀华等先生的《原始社会史》一书披露，云南澜沧县 糯福区的拉祜族在1949的前还保留着母系大家族。大家族住在一幢木竹结构的竹楼里，大的 竹楼长23米，宽10米，上面住人，下面关牲畜，屋内两边分成若干小间，一对配偶占一间， 火塘设在中间的过道上。家族有耕畜和生产工具，收获归家族公有，集中储存，共同享用。 每个母系大家族包括几个小家庭，女儿结了婚可以单独组成家庭，人口最多的大家庭可以包 括10多个小家庭，长女在家族中享有重要地位。
关于父系氏族的民居文化，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表明，当时已经定居从事农耕，石制工具 和农作物的种类已很多。在云南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发现一个滨水的村落，房屋类似于干 阑，出土了陶器、紫铜器。直到20世纪初，云南的独龙族还保留着父系家族社会的残余，头人和族长由男子担任，土地公有，集体劳动。个体家庭没有形成社会的生产单位。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亻登人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西藏东南部察偶一带的《亻登人也长 期保存父系家族公社，妻子们同住在丈夫的长屋内，每个妻子和她所生的孩子各住一小间， 有自己的火塘。
氏族社会的民居文化具有质朴性、自然性。河姆渡的民居有了艺术装饰，考古发现了双鸟朝阳象牙雕刻、木雕鱼形器柄、陶塑人头像等，这些表明了人们的自然崇拜观念。
氏族社会的民居文化注重选择环境。长江流域发现的考古遗址都在交通方便、水源充足、物产丰富的地方。
长江中游已发现多处氏族社会的房屋。如：1961年在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发现5座房屋基 址，基址为圆形，墙下有块石柱础，墙以竹木扎成网状并敷以细泥，地面用细泥抹平。在湖 北均县（今丹江口市）朱家台遗址发现具有单、双室的房屋基址，南北室中间有柱洞，推测是用来支撑屋架的。1982年以后，在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发现套间住房，推测该房有出檐的 四坡屋面，墙体有明显的收分，考古学家把这处遗址划属大溪文化。高介华先生认为新石器 时代楚域内土著居民房屋的建造有七个特征（详见《
楚国的城市与建筑》第一章）：第一， 由半地穴升出地面及台筑的萌芽。第二，平面形式由单一的几何图形向非单一的组合几何图 形演变。第三，孕育着不同的建筑构造体系，既有以步架承重的木构框架，也有以墙体承重的砖石结构。第四，大体形成多种屋面。第五，对建筑材料的性能有初步的认识。第六，防 水、防潮、力学和建筑热工意识萌芽。第七，审美意识渗入建筑装修，精细打磨，光洁美观 。
氏族社会的民居文化是太平祥和的，没有阶级，没有战争。人们思想单纯、道德淳朴，和 睦相处。2000多年前成书的《礼记·礼运》对这种社会生活作了美好的描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材料是
周代的文人对上古社会生活的追忆和向往。人类社会在最初的进程中都经历了 这样的大同时代，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无私心，相互关爱。这是社会不发达时期的混沌 状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终于跨进了文明的门槛。
二、在文明的门槛内
文明是个历史概念，人们一般认为，确定文明的标志主要有三个，一是金属工具，二是文字，三是贫富悬殊。有了贫富，就有了宫殿，并有了阶级。中华民族在
黄帝时代就逐渐进入文 明门槛，到了
大禹的儿子启继位，中华民族就有了国家——夏。
夏朝的遗存在黄河流域有多 处发现，但在长江流域发现不多，好在还有文字记载。不过，夏朝时长江流域民居的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商朝有了
甲骨文，有发达的青铜器，有基本上清晰的商王世系，学术界对商朝有了较多的 了解。长江流域多次发现商朝遗址。以武汉为例，在通往天河机场的高速公路边有一处土坡 ，三面环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商朝的宫殿建筑遗址——盘龙城，宫殿坐北向南，风景秀丽。在武汉汉南区的纱帽山，紧邻长江也发现商朝遗址。但是，这些地方除了城垣基址， 已见不到这些遗址的砖瓦和梁柱了。查遍古籍，也没见到这些遗址的记载。史学工作者一直 很疑惑：商朝的宫殿是怎么会出现在长江边的？又是怎么突然消失的？这一直是个谜。
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也发现有商朝民居遗址。如：1957年在江苏徐州发现高皇庙遗址，其 中有商朝的石斧、石镰、陶、盆、陶、罐, 还有祭祀场所和卜骨，可以推测这里曾有居住群落。
1973年至1975年，在江西清江吴城发现商朝墓葬，有青铜器、陶器、石范等。
从甲骨文卜辞看，商朝已有了关于民居的文字，如“冖”字似“∧”，像传统的硬山、悬 山型建筑；“向”字表明墙上开了窗；“户”字表明房屋有单扇门；“门”字表明有了双扇 门；“宫”表明房屋有了隔间；“高”表明了楼台；“邑”表明有了城邑。
从考古发现的商朝遗址的房屋基址看，由北方的遗址推测南方的情况，商朝民居讲究房屋 朝向，能够用日影确定方位，即用圭、表之类的仪器作测量。地基的土质干燥、清洁，许多 民居是半穴式。半穴式房屋的地基和墙面比较稳固，居住时冬暖夏凉。凡是宫殿、宗庙等大型建筑，在设计上很讲究，以石或铜为础，其上坚立高大的木架结构。居住集中的地方有和 谐的生态环境，水和树木很多。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欲了解周朝，有两部文学作品不可不读， 一部是
《诗经》，一部是
《楚辞》。两部书都有关于民居的材料，不过《诗经》侧重于黄河 流域，《楚辞》大体反映楚地文化。
《诗经》中的民居文化很丰富，间或有一些长江流域的材料，有的则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 。如《定之方中》记述公元前658年，卫国迁都到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北），后来又复国：“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宫。” �
《楚辞》有一篇《
招魂》，把楚国的房屋描述得很美，说最适宜居住的是长江流域。东方 不可以安身，那里有千丈巨人专门搜寻人的灵魂，那里有十个太阳轮流出来，晒得石销金流 ；南方也不可安身，那里的野人用人肉为祭，蝮蛇和狐狸往来倏忽；西方有千里流沙，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严重缺水；北方有千里飞雪，冰厚如山。唯有楚地最好，因为： 高堂邃宇（高大的房屋和深深的院子）槛层轩些（层层厅堂和环绕的栏杆）层台累榭（重叠的楼台亭榭）临高山些（依傍高山）网户朱缀（门上有网格，涂着红色）刻方连些（方格相连）冬有穴天厦（冬天有暖屋）夏室寒些（夏天有凉房）文学作品虽有夸饰之嫌，但楚国贵族的居室大概不会比文中的描述差得太多。历来的学者 很少注意到《招魂》有写实的一面，如果撇开幻想的一面，该文是研究长江中游民居的珍贵 史料，以之探讨当时的生态环境，亦不无裨益。
《楚辞》还有
《卜居》篇。居，不是居住的意思，而是指处世的方法和态度。
屈原在文中 以设问的方式提出：做人是应诚实忠厚，还是应媚世周旋？是应该安于耕耘，还是应到处游 说？是应直言不讳，还是应苟且偷生？这些提问反映了当时的文人贤士对为人处世准则的探索，实际是居住观的体现。
除了文学作品，考古也提供了周代的建筑和民俗生活资料：西周时期，在江苏和安徽境内的沿江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以江宁湖熟遗 址命名了一批湖熟文化遗址，认定湖熟文化基本上可确定为东南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
在南 京的锁金村、丹徒的葛村发现了先民用过的石器、陶器，以及卜骨、卜甲。从公元前689年到公元278年的400年间，楚人在湖北江陵的纪南城建都。应当承认，这里 曾是长江流域居民最集中、最繁华的一个城市。197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纪南城作了全面 勘察和局部掘，发现5座城门和2座水门，城内东南部是宫殿区，东北部和西南部是手工业区 。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在无锡有吴阖闾城，苏州有吴王城，绍兴有越城，扬州有邗城，这些 都是民居的集中处。
在太湖东岸和南岸的山岭，有一些当地人称为“烽火墩”的遗址，如江苏吴县的五峰山和 无锡的璨山、浙江吴兴的苍山都发现了东周的文化遗存。
秦朝统一中国，加强了对社会基层的控制。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发现 了秦代文物，一些漆器上标有“××市”、“××亭”、“××里”、“××乡”之类的地名。
考古发现的汉代城邑聚落遗址遍布长江中下游，湖北宜城、江陵、鄂州，湖南湘阴、宁远，江西新建、都昌，安徽宿县、亳县，江苏徐州、盱眙，都发现了汉代城址，说明这些地方人口稠密。1957年在江苏高邮发掘一处东汉末年的村落遗址，有水井、窖穴等。
从夏商周到秦汉，长江流域的民居资料比黄河流域的民居资料要少，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 困难。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吴越、楚地的人受到蔑视，讥为不 开化，或被斥为蛮子。实际上，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不仅精湛，而且丰富，在建筑、丝织、冶炼、艺术、哲学等各方面都有独到的长处。历代学者以中原为正统，忽略了对长江流域文化 的研究，使很多人的印象是长江流域文化在三代和秦汉时落后，这种观念应当改变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发展。一方面是原有的文 化积淀，另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注入，两者促成了文化的多元性和生机勃勃。民居文化在此 时也再现前所未有的景象。
据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气候寒冷，灾害频繁，致使游牧民族 由北向中原推进，而中原的农耕民族则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谭其骧先生早在1934年就在《 燕京学报》发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指出：永嘉初年，山东、山西等地流民 渡淮河、长江在南方定居。东晋成帝初年，淮南的北方人渡江南迁，陕甘境内的人口也有不少南迁到汉水流域或四川盆地。刘宋时又有大量流民南迁。今江苏境内接受的北方移民最多 ，安徽、湖北、四川也都接受了数量不等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