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文字狱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爆发。康熙时期（1661-1722），尽管发生了20多起文字狱，但总体上对知识分子较为宽容，如顾炎武和王夫之的作品中虽有民族情绪，却未受到追究。然而，到了雍正年间（1723-1735），文字狱数量增多，初期多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后期则逐渐用于镇压汉族士人的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六年，曾静、张熙策动岳钟琪谋反的事件引发了曾静吕留良案，标志着文字狱成为压制民族意识的手段。乾隆时期（1735-1795），文字狱达到高峰，尤其是乾隆中期，共发生100多起，旨在消除汉人的反清情绪。大部分文字狱并非因反清思想而起，而是由于一时之言或误解，甚至统治者的过度解读。鲁迅对清代文字狱的概括指出，文字之祸并非全因批评清朝，而是由各种原因如鲁莽、疯狂、无知或愚民的关切所引发的。
文字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反动措施之一。清代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文字狱自古就有，以清朝最盛。清代文字狱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清代的文字狱多达8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