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真理问题和确定性问题的争论，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按照亚里士多德所下的经典定义，真理是思想、判断和实际情况的符合。后来，在真理问题上恪守这一定义的都被称为符合论。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不少哲学家坚持真理的符合论或真理的客观性，其中最著名的是塔尔斯基和波普尔。但反对符合论，或以某种形式的贯通论代替符合论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则占压倒优势。攻击符合论的第一次浪潮是由实用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掀起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一般采取典型的贯通论，把真理解释为判断或表象之间的一致性。实用主义者则提出贯通论的新形式。如皮尔士把真理定义为在理想的研究条件下被证实的、或者说在研究结束时被接受的东西。这种所谓新的形式称做“证实论”。
20世纪初，许多经验论者包括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和彻底经验主义者，都把整个“真理”概念当作“形而上学的”加以拒斥。例如，杜威就以“有理由的可断定性”代替“真理”概念。后来,更多的经验论者赞同皮尔士的观点,即用理论是否最好的问题代替理论是否真的问题。他们认为，提出和回答“最好的科学理论是真的吗？”是没有意义的。
实用主义新一代的代表既反对先验哲学关于概念形式必定符合于直观内容的论证，也反对科学实在论者寻找语言和世界的某种特殊关系的努力，他们强调理论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同一个东西，并认为现代认识论为经验科学辩护的整个纲领是徒劳的。这样，实用主义就最终演变为历史相对主义。
库恩等人还把真理解释为一致的意见，亦称“同意论”。这是贯通论的最新形式。攻击符合论的第二次浪潮来自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特点是以解释代替客观真理，以相对主义反对符合论，最终从根本上取消真理概念。在这些攻击者之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他批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批判真理的符合论。他很不满意胡塞尔仍然接受符合论，力图把解释学改造为此在的解释学。
梅洛-庞蒂也反对符合论,试图恢复各种经验，如审美、梦、神话和知觉等的真理性，使其与科学经验并列，并使真理多元化。符合论受到的最严重的挑战是来自于解释学的整个思潮。解释学本身是以对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和真理概念的根本批判为特征的。它和后期结构主义在真理问题上，都陷入了极端的相对主义。
例如，福柯拒绝承认实证论者所谈的事实，认为“事实”不过是原来的解释的伪装。对事实的解释就是对原有的解释的解释，而且解释永远不会终止。他认为没有任何有待解释的绝对原始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说一切都已经解释了，每一个记号也都是其他记号的解释。德里达同样用记号或文本的解释代替真理的发现。他认为不可能把记号和指称区别开来。因为，每一记号都是表示者，而它的指称则是另一个表示者，但决不是胡塞尔所说的具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物自体”。
符合论所受到的第三次攻击来自分析哲学内部，尤其是科学实在论者H.普特南。科学实在论主张语言和世界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能表明为什么一贯的理论同时又是符合于实在的理论。
塞拉斯认为这关系是摹写或描绘。普特南则把科学理论看作一种“世界的地图”，但他后来又把认为指称在理论或描述系统之外的主张，称为“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并以此区别于主张指称内在于理论或描述系统的“内在实在论”。
普特南也不再相信那种决定指称与真理的“符合”关系。他根据数理逻辑的司寇伦定理攻击符合论。普特南把这个定理应用于任何对象域，认为只是在一个信念系统，即在分类和命名系统内部才谈得上指称这个或那个对象，而在不同的信念系统之间，相同的词、句则可以谈到不同的对象，并没有什么“符合”关系。但普特南所证明的只是，不能用初阶逻辑（见一阶理论及其元逻辑）表达的一类真命题成功地指称对象。他并未证明人们不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实现独立的指称。在他看来，“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或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不是与心外的或语言之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普特南自称他已经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符合论的生命，实质上他不过是用另一种形式的贯通论代替符合论。其他种种形式的贯通论者都不只一次地宣告符合论的死亡，可是他们的后继者却仍在连续不断地攻击符合论，这从反面说明了符合论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确实性是西方哲学家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知识是确实的被证明的真理。理性论者和经验论者通过不同的途径，从知性直觉或者感觉经验中，寻求确实性。康德试图在主体的结构中,现代经验论者试图在语言系统中，寻找知识确实性的基础。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中，继承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坚持科学知识应当是确实无疑的，有胡塞尔的现象学派、新康德主义、逻辑原子论和大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而反对古典哲学传统，认为确实性的寻求是徒劳的，主张科学知识是可误的，有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以W.休厄尔(1795～1866)为代表的英国科学哲学，还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等等，也包括尼采和柏格森等人。波普尔则动摇于这两种倾向之间，他既承认真理的符合论和知识的客观性，又坚持认为科学知识是可误的、无法证明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坚持确实性的立场不断受到严重挑战，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都承认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知识的观点已经过时。
确实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的确实性和推理前提的确实性：
①关于理论的确实性
17世纪的F.培根、I.牛顿等人确信科学所用的研究方法能够绝对可靠地得到真的理论。但这些所谓绝对可靠的科学方法，无论是R.笛卡尔等人的“后天证明”，还是培根等人的消去归纳法即所谓“发明的机器”,后来都普遍受到怀疑,并被认为是不能得出结论的推理形式。因此，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一般不再以科学结论的确实性或真理性为科学辩护，而是以科学朝向真理的不断进步为其辩护。
J.赫谢尔、孔德和休厄尔都十分关心科学的进步及其向真理的逐渐接近。早期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考察科学理解为考察科学史，它否认有一种完成状态的科学。在它看来，科学真理不再是永恒的，甚至不是在一切时间里都有效的；科学知识也不是确实无误的，而是含有错误的。但它认为,科学方法本质上具有自我校正的性质,科学正是通过自我校正而进步。这种进步不是已被证明的真理的增加和积累，而是一部分真理为另一部分所取代。
波普尔认为即使一个科学理论事实上是真的，人们也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是真的。他指出，如果由一个假理论得出的真推断（真内容），要比由另一个假理论得出的真推断多得多，而由它得出的假推断（假内容）则比由一个假理论得出的假推断要少得多。那么这两个假理论是可比较的，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具有较大的逼真性。在他看来，科学进步在于理论逼真度的增长，科学理论唯有不断进步才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尽管波普尔否认理论的确实性，但却承认其可能具有的真理性。拉卡托斯和L.劳丹则象皮尔士那样，以科学进步代替真理性。而历史相对主义者却象尼采那样，不仅否认真理性和确实性，甚至还否认科学的进步。
② 关于推理前提的确实性
由于归纳推理不能真正证明科学理论，所以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否认科学理论的确实性。另一些维护传统的哲学家，尽管也认为确实性的寻求不能诉诸推理,但他们相信,在人的信念或知识中,毕竟有一些确实无疑的东西,科学大厦毕竟不是建立在沙滩上。他们确信基本命题的存在，并认为这些命题能够给其他命题提供辩护，而自身却不依赖任何其他命题，其性质颇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直接明显的基本真理。
力图寻求推理前提确实性的罗素、摩尔、卡尔纳普、刘易斯、艾耶尔、R.M.齐索姆等人，都相信这些命题是确实无疑的。但关于哪些命题是基本的或者什么是基本命题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却争论不休。
传统观点把感官印象或感觉资料的命题，看作是基本的，后来有人主张主体自身某些心理状态的命题是基本的，更多的科学哲学家则认为各种观察命题才是基本的。他们的共同点是，试图把一切科学命题还原为基本命题，从而使科学知识具有确实性。但是，不仅罗素和卡尔纳普早期的还原主义纲领以失败告终，而艾耶尔和卡尔纳普后期试图把理论命题还原为观察命题，以解决理论命题有意义性问题的努力，最终也是徒劳的。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N.R.汉森首先明确提出观察名词满载着理论的观点，这就使观察命题丧失了其作为基本命题的确实性。这种观点很快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两种语言严格区别的正统观点，观察证据不再是用以理论的比较评价的主要依据，因为观察总是“受理论污染的”，并没有中立的观察。这样，不是观察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观察，并且在不同理论之间，也象库恩和费耶尔阿本德所主张的那样，没有共同语言，因而是不可通约或不可比较的。观察报告和科学理论，甚至观察本身都既没有确实性也没有真理性。这样一来，古典哲学传统的基本原则就被彻底抛弃了。不过，这些相对主义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接受。科学实在论者在完全放弃理论和观察证据确实性的同时，力图维护真理的客观性，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包括各种归纳逻辑或规范方法论）进行理论的比较、评价和选择。 科学实在论主张，正确理论所描绘的对象、状态和过程是真实存在的，微观世界的许多不能观察的东西同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事物一样真实。它还认为，即使科学理论还不是正确的，人们也往往具有接近于正确的看法。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间，持科学存在论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后期的罗素和卡尔纳普、波普尔、奎因、塞拉斯、J.J.C.斯马特、S.A.克里普克、A.N.乔姆斯基、夏皮尔等。
反实在论的主张与科学实在论相反，认为电子、光子、遗传密码等等是不存在的。它指出，自然界确实有电现象和遗传现象，但我们之所以构造关于微观状态、过程和对象的理论，仅仅是为了预测和产生我们所感兴趣的情况。因此,电子和遗传密码是虚构的,关于它们的理论只是计算的工具。它认为，不管人们怎样钦佩自然科学在思辨上和工程技术上的胜利，但即使最有效的科学理论也不应当认为是真的，理论不过是适合的、有用的或有理由、可应用的。
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维也纳学派成员、历史相对主义者和尼采、柏格森、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是反实在论的代表。实用主义者认为不必同常识争论，如果人们将来不再怀疑电子的价值，那么它和椅子是同样真实的。实证主义者和逻辑实用主义者却说我们不能够相信电子，因为电子决不可能被看见。
关于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可观察对象的真实性，科学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并没有多少分歧。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不可观察的“理性对象”，包括粒子、场、过程、结构、状态等等的存在问题。原子和分子的真实性问题曾经是科学哲学争论的中心，科学实在论的各种立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形成的。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关于某种对象的反实在论观点最终常常不得不让位于实在论。在关于原子和分子的真实性问题上，反实在论也就不得不让位于实在论。科学实在论的地盘越来越扩大，而反实在论的阵地则相应缩小，这一由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趋势，同时也预示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前进方向。
在理论对象的真实性问题上，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不仅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对象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对象的真实性问题。对后一个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情况。有些科学实在论者只看到物理学的理论对象的真实性，忽视甚至否认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对象的真实存在，或者认为谈论这类对象的真实性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实在论者往往自称为物理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奎因。奎因等人只承认物理对象(物体)和数学上的集合等抽象对象，否认作为另一种对象的心，认为心理谓词只是直接适用于当作物体的人。物理主义者普遍认为，按照原子理论，任何物理差别都是作为物体构成成分的原子数目、排列或运动轨道的差别。因为，没有这样的物理差别，就没有事实上的差别，尤其是没有心理差别。在物理主义者看来，如果一个人两次处于同一物理状态中，那么他的思想以及一切未实现的思想和行动的意向都会完全相同。
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物理主义表现出新的倾向，他们用以观察世界的基本理论,由原子论过渡到场论,把事物的各种不同状态，以各种不等程度直接归于各个不同的空时区，从而最终抛弃了物体本身。这种所谓新的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纯粹集合论，纯粹数学的抽象本体论。它不仅是极度抽象的，而且完全忽视了人、社会历史和文化、“客观精神”的重要性，和欧洲大陆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英美当代哲学家继承西方古典哲学的传统，主要关心“何物存在”的问题。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关心的却是人，他们力图克服对象和主体、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状态，在人的生存与历史中寻找综合和统一的途径。
萨特把自己的体系称做“现象学的本体论”。他把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自然界）和自为的存在（历史）两个部分。前者意味着保持自身的同一，其变化是循环的;后者则是以否定性下定义的,这种存在就在于不保持同一、要求差异的意志。但由于萨特停留于二元论立场，因而未能解决“自为如何由自在中出现”的问题。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和虚无》一书，几乎全部是讨论自为的，很少谈到自在。所以，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转变成了历史哲学。
萨特和他的同伴宣扬人道主义，认为世界的存在在于人的出现。其人道主义的特征是主张使人具有神性,具有创造性和使世界存在的力量。1947年，海德格尔指责萨特的人道主义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他所自称的现象学本体论。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的本体论应当是仅仅建立在对现象忠实描述上的存在理论。
梅洛－庞蒂抛弃了萨特关于自在和自为对立的观点，成为法国“存在论现象学”的先驱。他的现象学纲领恰恰是要描述介于自为与自在，意识与事物、自由与自然之间的东西。他排除了传统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非此即彼的看法，认为生存着的人既不是纯自在，也不是纯自为的。他认为，解决这种对立，不在于使两个相反的观点和解或溶合，更不在于拒斥那个导致这种对立的假设。在梅洛 -庞蒂看来，解决途径是在“两者之间”或者在“有限的”综合即一种未完成的和不稳定的综合中找到的。他指出，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综合每天都在出现，人既不是纯事物，也不是纯意识。它既是生产物，又是生产者；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一个主体，又是一个客体。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最早使现象学转向本体论，但海德格尔引进“生存”概念是为了探究所谓人的此在问题，与研究“何物存在”的传统本体论完全无关。海德格尔认为，只是由于有了人的生存才提出存在问题,他拒斥传统形而上学造成的“客观化的思维”,指出早在关于人的命题出现之前，人就以更原始的方式属于存在（世界）了。
在他看来，思维不是站在实在对面的“主体”,也不是“对象”,它整个地委身于存在。他指出，语言不是关于对象的主观表象，而是存在取代人的自我表达，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存在。海德格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明确地指出，诗人和思想家所说的话，比科学的客观叙述更原始。这使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神秘主义。 分析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主要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者对日常语言进行语义分析。20世纪头30年内，很多分析哲学家偏重于语法学或句法学的研究，即纯粹从逻辑方面研究指号之间的形式关系，不涉及语言的内容。同时，关于语句的意义分析和语句有无意义性标准的问题，也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
从30年代开始塔尔斯基和其他波兰逻辑学家，大力提倡语义学方法，到30年代中期，特别是4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塔尔斯基发表了两篇关于真理概念的论文，使分析哲学家对语义学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它作为公认的研究科学语言的工具。
在语义学中，弗雷格的观点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内，一直有着很深的影响。弗雷格认为，语义关系是不能谈论的，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够站在这种关系外面谈论它们，它们是为我们的一切谈话所预设的。正因为如此，他没有把自己的语义学理论明确地陈述出来。维特根斯坦和奎因有类似把语言看作一切谈话的普遍媒介的观点。所以，他们或者怀疑语义学的可能性；或者不陈述自己的语义学理论。
背离弗雷格传统的第一步，是由语言作为普遍媒介的观点，转变到语言作为演算的观点。在这种转变的基础上，逻辑语义学（见模型论）获得了缓慢的发展。背离弗雷格模式的另一步，是由可能世界语义学完成的。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个体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而且也在许多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出现,因而个体很象函项，并且可以由此推演出其中一切都是函项。
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弗雷格所说的子命题是不存在的,也没有所谓原始个体的语义学。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启发而产生的博弈语义学是对弗雷格系统的最大背离，它提出了语义相对性的概念，与把初阶逻辑作为唯一的标准符号的任何做法都不相容，它甚至使逻辑形式的概念受到怀疑。
60年代以来，语用学也有很大发展，它着重研究言语行为以及完成言语行为的语境，尤其注重研究加强语意的言语行为、间接的言语行为以及指示词等等。言语行为理论渊源于维特根斯坦晚年的思想，它是日常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的符号学主张人类语言类似于通讯或交流系统。其中，符号学结构主义把语言现象看作通讯现象，把自然语言的规则看作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代码；结构人类学则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生活比作交换信号的过程。拉康提出“无意识象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表达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的基本原则。结构人类学要寻找一种能够表达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殊结构的属性的普遍代码，认为有了这种普遍代码，就找到了一切结构的不变式，文化、语言和习俗的多样性就可以得到说明。
按照符号学的理解，意义产生于记号或者源于“是”与“否”、“有”与“无”之间的最初对立；通讯的意义不是经验的意义，而是按照一种代码即一个表示对立的系统表达经验的谈话中经验所能够接受的意义；语言和经验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前定的和谐，决定表达是否恰当的是代码,而不是发出代码的人；人受代码的约束,决定一切的是结构而不是人。 解释学在语言和意义问题上试图超越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从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都差不多抱有一种见解，认为意义产生于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两者的每次相遇都是在某时某地发生的解释，解释者必须从他自己的视界和语言能力出发解释文本的意义。
与符号学有所不同，解释学强调历史传统的重要性和解释者的作用。德里达认为，解释是解释者产生意义的活动过程，解释与其说是被动的接受，不如说是一个主动的、受兴趣所引导的解释过程,它弥补了文本中的缺陷。在他看来,解释不是和一个主体神秘地交谈，而是译解在记号中呈现出来的题材即意义。
在意义问题上，符号学和解释学有时以文本为具有意义的单位，分析哲学的语义学则把一种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语句、语词作为有意义的单位。从分析哲学的观点看来，符号学和解释学并不是语义学，而更接近于语用学和语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