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关于该书的作者问题。本书第一句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故许多人认为尉缭子为梁惠王时代的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十年……大梁人尉缭子来，说秦王曰”，故又有许多人认为尉缭为秦始皇时代的人。在此二说的基础上，又有历史上有两个尉缭子说，和两个尉缭子实为一人说。细观全书，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提取众多内证，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为尉缭子为梁惠王时代的人，故本书的作者应是梁惠王时代的尉缭子。
二是关于本书的成书时代。《汉书·艺文志》说成书于“六国时”；南宋陈振孙认为《尉缭子》非先秦兵书；明清以后有人认为《尉缭子》为伪作；当今有人认为历史上有杂家《尉缭》29篇，兵家《尉缭》24篇，此两种书在流传中均有散佚，宋神宗诏校《武经七书》时，将两部书的残本合在一起，即今本《尉缭子》。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其内容与今本大体相同，故学术界多数人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抄写流行于秦汉之际。
三是《尉缭子》的学术流派归属。有人认为《尉缭子》为杂家，有人认为《尉缭子》属兵家。其实战国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兼收并蓄，思想很复杂，只能以其基本思想倾向为准。《尉缭子》一书主要论述了军事问题，涉及到一些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显示了作者受到儒家、法家、杂家的思想影响，但其主导思想，仍是言兵，故本书仍应列为兵家之属。
四是《尉缭子》一书的流传。如前所言，秦汉时《尉缭子》以手抄流传，《汉书·艺文志》有载。隋唐时，《尉缭子》甚为时人重视。虞世南《北堂书钞》摘引《尉缭子》十余处，《李唐问对》中多次提及尉缭子，魏徵编纂《群书治要》，选录《尉缭子》中《天官》、《兵谈》、《战威》、《兵令》4篇，晚唐杜牧曾引《尉缭子》注《孙子》。北宋元丰年间，《尉缭子》入选为“武经七书”之一。从此，《尉缭子》为武学必读之书，研究者甚多。清代学者朱塘甚至说：“七子论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论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子，”可见《尉缭子》一书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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