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21
首先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要求。党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原动力，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初，在城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离土不离乡”就业方式。改革开放后，这些富余劳动力走向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和上海、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逐渐这些地区的县城甚至城镇也开始大量地吸纳外来劳动力，形成了一批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实践告诉我们，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科学发展观把这一客观过程及其经验上升为理论，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指南，可以避免农村富余劳动力盲目流向大城市等问题的出现。
其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许多地方十分贫穷，如果产业和人口也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不仅不利于一些落后地区的发展，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区域性差距，给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矛盾。因此，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一手抓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手抓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产业和人口结构合理布局。
再次，是扩大内需的客观要求。“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向在哪里呢？许多学者提出，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在农村，在成亿成亿的农民。从理论上讲，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第一，消费不仅要靠人，还要靠人的消费能力。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尽管数量庞大，但农民可支配的收入比较少，还不足以形成巨大的消费能力。第二，消费能力不仅取决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取决于人的消费方式。广大农民长期以来生活在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环境中，同城市居民主要依靠市场并追求时尚的消费方式大不一样，因此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虽然数量大但难以形成与此相应的消费能力。有专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城市人口的42%，如果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可以转移50万农村人口，并形成12亿多元的购买力，创造50多亿元国内生产总值。所以，要真正落实或实现“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必须一方面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形成一批中小城镇，让广大农民进入城镇生活或在新农村建设中进入社区生活，形成新的消费方式。
最后，是提升城乡居民整体素质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主要的社会群体。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仅肩负着艰巨的经济变革任务，还有一个艰巨的人的改造的任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意味着我们将更加自觉地推进农民转化成市民的进程。因为，城镇化的过程，不但使农民在生产方式上由原来的分散耕作方式转变为集中生产，知识程度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而且使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接受到现代社会意识的辐射和熏陶，成为现代市民。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两个现象：一是，一些外出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既挣到了票子，又换了脑子，许多人成为著名企业家；二是，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直接受到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在改变自己生存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逐渐适应城市市民的生活。城镇化的过程，必定是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因此，城镇化的发展不是“提高”而是“改变”了传统农民的意识和素质，包括技术素质、文化素质、思想素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