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为什么会形成民主政治？（即贵族阶级为什么在军事上失败了？） 各位大师对米诺斯感兴趣请加我

Question

我想知道军事方面的 原因

Answer 1

在辉煌灿烂的世界古典文明中，古希腊文明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辉煌属于希腊，宏伟归功于罗马”。近现代的西方人，似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怀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感念，奉它们为西方文明之根。与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同，而古希腊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民主性，是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但是，古希腊璀璨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呢?

地理环境

为什么在古代东方文明国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却产生雅典这样的民主典型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们常常首先瞩目于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力图将此说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注因素。但这不能让人信服。与雅典地理条件相似、同属于希腊世界的某些城邦国家如科林斯、麦加拉建立的却是寡头政体。可见，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应当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古代雅典国家形成时已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是雅典国家一开始便卞同于东方文明古国的特点之一。荷马的英雄史诗表明，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希腊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和牛耕。东方文明古国形成时期要比淮典国家形成时期早得多，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要低下得多。埃及在古王国时代还主要使用木犁、木器来耕作。到中王自时代在埃及才出现青铜工具。铁在新王国时期还因其稀少而被视为贵金属——此时距埃及统一国家形成已经历了大约1000年。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过于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广大的幅员是需要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原因之一。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则使雅典国家形成时期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都存在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环境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背景，古雅典国家形成时期便具有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特点。

位于阿提卡半岛的古代雅典境内群山起伏，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但园艺、畜牧、植果、养蜂业却颇为兴旺。阿提卡拥有的银矿、粘土等矿藏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三面环袍阿提卡半岛的爱琴海与地中海相连，阿提卡西岸的几个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发展航海贸易的便利条件。对外来浪食的依赖和出口手工业产品和衣产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与海外建立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样，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会已有了较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面。这时，雅典己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在梭伦时代，“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象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口沟本身了。”[4]与之相反，古代东方文明国家普遍地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5]“这些田园风味峋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6]。

再次，雅典国家产生时的生产力状况、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使以血缘关系为纽他人氏族组织受到较彻底的破坏。氏族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扩大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梭伦时代公开以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和买卖。尚在梭伦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土地买卖扣私有破坏了氏族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力基础上，阿提卡居民对外交往频繁、同外邦人杂居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建立在血缘关系丛础上的氏族组织难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以至逐渐丧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较彻底地破坏了氏族组织，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中民立了自由、独立的身份，初步连立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为他们在国家形态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关系背景条件。

马克思所认为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什么情况呢？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说，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庄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的结果。”[7]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上面所讲的情况，那还不足以说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必汾性。一国的政体，并不仅仅简单地适合着该社会的环境和经济关系。一国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取得领导权的那个阶层或派别的政治意识，对该国政体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如果说旧氏族贵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债奴制使雅典小农、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下的话，那么，工商奴隶主则竭力要求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独立存在，这样，才能保持对外出口的货源和国内的消费市场。于是，工商奴隶主和自由小农、手工业者可以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树起政治联盟的大旗。结果，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乙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8]这些人是拥护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王室和贵族都拥有规模巨大的农庄和手工作坊，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这是形成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见闻广博的梭伦或许总结过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对贫民、对土地贵族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这就使妥协能成为现实。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私有财产

荷马社会的土地制度处于公有制向私有制并存的阶段, 到古风时代希腊的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起来, 并在晚期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这种明晰的土地所有形式和观念与东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中国为例, 在战国至西汉期间, 土地私有制虽已出现, 但还未成熟和完善。土地最高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国家。首先是中国历史上过早形成的专制王权阻碍普遍的私有制的形成,“空前强大的国家集中地主阶级的权力并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农民的土地经常为贵族、官僚和商人地主兼并, 这种大土地所有制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其次,在荷马时代已开始的商业往来至大移民时代(即古风时代)已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 这自然有力地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完善和成熟。而在中国, 春秋至战国时代, 由于铁器的运用和生产力的提高, 商品生产和交换得以发展, 但他们只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 它“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已有的专制王权又进一步强化。从战国至汉代, 统治者都利用政治权力对各种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 实行超经济强制。这种官营工商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民间力量的发展。从而也削弱对土地私有制的稳固占有和排除其他意志的干涉的能力。第三, 在希腊由于血缘关系的破除, 农民因为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反抗贵族对土地的独占, 贵族与平民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但在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对统治者的反抗被消解在家族内部, 层层血缘关系网的阻碍使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体无法跨越亲族组织和伦理文化而结成联系紧密的整体, 无法聚集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获得土地所有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古典的时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 国家代替了家族, 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 国家混合在家族里。”两种不同的道路决定了政治制度发展的不同的方向。
人类历史上, 私有财产通常是不义、纷争的根源, 但是到希腊古典时期其私有土地的发展有独特之处, 即土地持有规模的差距是有限的, 如在雅典公民中约有4| 5 的人或多或少的占有土地, 公元前403 年, 弗米修斯提议政治权力应限制在土地所有者阶层内, 据狄奥尼修斯记载, 如果这种提议得以实施, 只有约 5000 公民失去政治权力。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在以农业为主的希腊社会中对政治体制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是因为希腊社会存在这样一种政治原则: 土地是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基础, 私有土地权与政治权力相互重合。大量的土地所有者不仅可以参与政治生活, 而且土地持有规模的较小差异也使这些参与者在城邦的权力体系中地位相对平等。
为什么希腊会形成如此独特的经济结构、确立有限的私有土地权?这主要根源于其内部的稳定因素——最高利益城邦的存在, 个人对城邦的依赖是对立双方联合的纽带, 再加上外在各种挑战的刺激, 如与其他城邦的战争产生对独立自主和向外扩张的共同要求, 这使他们紧密联合, 也使得希腊立法者可以为了整个城邦的和谐稳定而制定较为平均的经济措施, 亚里斯多德曾讲到, 城邦建立之初,大多数城邦领袖曾平均分配土地。“譬如梭伦, 所订的法制以及其他城邦所传的律例, 都曾经禁止个人不得任意收购过多的土地, 同样地, 另有些法制禁止人们出售财产”。当然这种政策得以实施和维持还有其他原因, 它是和上述贵族与平民斗争间的力量均势以及兵农合一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曾描述过梭伦改革时两者对立的情势, 梭伦可以凭借任何一方的的力量成为僭主,可见双方力量的不相上下, 这就限制了贵族的扩张。而兵农合一决定了共同体只能实行中小土地所有制, 决定它必须相对平等地分配土地, 以保障全体公民在经济生活中大致平等, 维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限制, 是在新的经济、政治环境下对“原始社会成长的传统的的改造和利用”。在权力逐渐下移, 民众力量逐渐上升的过程中, 立法者如梭伦等利用传统风俗中的平等和民主因素成功进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相对均匀份地的存在进而又使共同体意识平等传统不致于打破而得以保留, 并且其内涵也得到充实, 孕育另外一种思想形态: 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 人性不断发展,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现。个人以私有者的身份开始展开各种社会关系, 并寻找政治上的权利来保障所有权。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在人们的斗争中不断扩大, 这也是民主形成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 土地私有制有限度的发展使传统个体家庭自治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自给自足是自由的经济基础, 不论是单独的个人或是城邦”。从荷马时代到赫西俄德、再到梭伦时期, 这种经济的自给性一直使专制权力缺乏生存成长的稳固基础, 古代僭制和寡头政治的命运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工商业在希腊的发展, 应注意区分政治体系内外两种不同的情形, 体系内部仅少数无地或少地的公民从事工商业, 以商业贸易相对发达的雅典为例, 其经营者的状况如下: (1)雅典的商人阶层人数众多, 但公民中的职业商人却不多, 这一部门的主要承担者是远道而来的外邦人、侨居者和获得自由但没有土地的奴隶。 (2)公民从商是暂时的、 , 被迫的。一旦挣钱便购买土地。种种因素决定了这一现象的出现, 如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出海贸易的风险, 而且它使人们无法参与各种政治活动, 一则是因为“商业不会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闲歇”。二则从事商业易遭人歧视, 常被禁止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如底比斯的一条法律曾规定:“禁止十年前在市场经商者拥有公民权”。有学者指出: 公民从商人数很少、时间很短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利润并非社会生产的目的, 人们追求的是需求价值, 而不是交换价值” , 满足个人需求才是生产所追求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阶层根本不可能在政治生活取得主导地位, 但这种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方式保证了个体私有者的地位,是公民力量壮大和个人意识成熟的物质基础。另外希腊社会虽以土地生产为主, 但在公元前7 世纪以葡萄及橄榄种植为主要内容的园艺业逐渐取代谷物种植业成为希腊农业的主要生产形式, 使公民以市场为中介联系起来, 形成共同的利益, 而不仅是“相同的利益” , 古希腊民主“是许多共同利益、共同特征的人们在一起寻求达致共同利益的最佳方案”。再加上狭小的城邦空间, 使这种普遍的联系更容易形成, 不需要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来代表他们” , 民众可以自己代表自己在集体中行使权力。

宗教

伯特兰•罗素在描述古希腊的精神世界时, 形容其内部存在着“灵魂的张力” , 一方面是“秩序和理性, 另一方面是无序和本能冲动” , 前者是哲学、艺术、科学的前提, 而后者则出现在与各种仪式相关的原始宗教活动中。宗教与理性精神并存, 神的意志和人的理性共同指导着希腊人的生活。以它独有方式影响着希腊人特有的集体与个人意识内涵的丰富。
希腊的宗教具有很大的原始性, 历史并没有给予它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成长为如东方般包含着一整套宗教哲学原理的神学系统, 从而可以支持对神明的绝对虔诚和神化的君的无条件服从, 它之所以与理性并行不悖, 主要是由于它独特的宗教伦理观念和道德内涵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也曾经历过君权神授这一观念, 史诗中对“英雄”的崇拜就是神化城邦统治者的表现, 但这种过程被各种因素打断, 尤其是多立安人的入侵,“神授王权”在特殊环境下演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对个人的崇拜为对公民集体和掌握的公共权力的崇拜所代替。据修昔底德记载, 在雅典出征西西里前夕, 城内几乎所有的赫尔密石像被毁认为是推翻民主政治的的颠覆阴谋。公共权力的崇拜是爱国主义的源头, 神的赐予和保护是城邦获得合法性的心理基础, 在这种基础上公民集体的认同性与凝聚力达到了高峰, 并且神化权力把公民塑造为“政治动物” , 公民以积极参政在城邦中追求优良的生活, 实现个人的利益。通过制度学习作用, 个人权利意识也不断提升。
随着城邦的成长和中下层民众经济力量的增强, 大众性宗教逐渐代替贵族提倡的英雄崇拜性宗教, 并在僭主的推动下成为城邦宗教, 他们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 削弱贵族的力量, 大多鼓励大众宗教祭祀和崇拜活动, 如庇西斯特拉图将公元前7 世纪兴起的狄奥尼索斯节(酒神节)定为国家宗教节日。这些城邦宗教的发展不仅具有反贵族的倾向,也大大有利于公共空间的成长和扩大, 对神的敬意和虔诚而展开的各种公共活动, 导致城邦的本质精神因素——“公共领域”的形成, 它是城邦公共生活得以展开的空间,“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 城邦才能存在” , 这里的公共领域包含两个既相关又相异的意义, 一“涉及公共利益的与私人事务相对的部门, 二指在公共面前进行的与秘教仪式相对的公共活动, 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知识中间回到社会集团的手中, 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下。”这是公开化也是民主化的过程, 在神的注视下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仪式、庆典、竞技、祭祀活动)开展, 在交往中希腊人被共同的情感紧密又平等地联结在一起。
希腊的宗教是由仪式和神话构成的, 人与神的交往通过集体仪式进行, 仪式过程“作为一种文化表演, 唤起的一方面是范围颇广的情绪与动机, 另一方面是形而上学观念, 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 ,这种精神意识包括对城邦与个人、个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定位, 它所引发的情感沉淀人们的心理深处, 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芬利曾透彻地分析了这一影响, 他认为“国教、神话、传统浇铸加强的共同体意识是雅典实施民主成功的根本因素, 若不是相当多的公民能自我节制, 不逾矩度, ……都不能防范混乱即专制的开端”。
宗教也为个人的理性判断和独立的思想留下了空间,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本分是学习神明使他通过学习可以学会的事, 他曾把那些对于神明已经准许人运用他们的才能可以发现的事情还要求助于占兆的人称为疯子。希腊宗教以“每个人寻求自己的真理作为基础, 不同于其他的宗教依赖绝对权威,认为每一个人必须从属它”。通过这种方式希腊人达到神的意志与人的理性的平衡, 为个人的判断提供了道德的基础, 人保留着自己的自我意识和个人生活的权利, 并没有淹没在神的权威和神化的公共权力的覆盖之下。这种对普通个人理性判断和独立见解的自信是所有民主政治所共同具有的精神, 不仅为知识、理性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形成个人参与政治的文化素质基础。更是民主得以发展的巨大心理和精神动力。
神话和史诗在古希腊已成为人们认知传统的方式, 是希腊人第一部重要的人生教科书, 它一方面通过“寓于悲剧中的道德教训警戒人们必须培养一种适当的平衡和对自身真实位置的自觉” ,使其成为当时社会的文化主题, 震撼着人们的灵魂, 约束着个人的放纵肆意。另一方面又通过英雄的追求荣誉、维护个人尊严、肯定自我、追求道德完善哺育了人性的成长, 鼓励了个人的创造性。英雄的个人主义荣誉观在城邦的建立过程中, 在国家的层面上得以延伸, 个人的荣誉与城邦的幸福结合在一起, 使集体意识与个人意识达到了某种平衡。

结语

希腊民主在各种因素下逐渐形成, 在这一进程中,自然环境是基础, 在原始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私有财产占有的相对均衡与工商业的发展是其成长的经济基础, 而久远的风俗和经济发展所不断推动产生的宗教伦理观念则是其形成的社会心理背景。在这些因素相互影响、融合中, 希腊人发明民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他们独自摸索, 凭他们自己的自由观念, 他们的共同体的努力, 他们探索的意愿, 还有他们广泛分享的政治经验” ,奠定了民主巩固与成功的根基。

参考资料：百度文库

Answer 2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具有最典型，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是希腊古典文明中空前绝后的成就。但雅典的民主毕竟是奴隶制下的民主，它只是雅典公民内部的事，奴隶，妇女，外籍人是不能享受这种民主自由的。并且在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雅典并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但总的说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雅典民主政治对雅典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极为进步的推动作用，从而使雅典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中心和摇篮。

“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形成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可看作四个阶段：1.梭伦改革2.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3.克利斯提尼改革 4.伯里克利时代。
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 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而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长，但贵族后裔仍然对国家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
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
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体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财产资格(以地产收入为基础)分为四个等级；富农、骑士、中农和贫农。前三个等级的年土地收入分别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约等于41公升)。无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个墨狄那以下者是贫民。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
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
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公元前560年，贵族出生的庇西特拉图在主张继续推进改革的山地派支持下，以武力夺取雅典政权，自立为僭主。在执政期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推进工商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延续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地位。庇西特拉图政策堪称为梭伦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他减少农民负担，并设农村巡回法庭。并建立商船队和海军，奖励海外贸易。在雅典城里兴建道路，神庙和水道，倡导学术文化。他的政策惠及各阶层，他因此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政治家。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典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被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
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缺陷
单论这种民主来说：雅典的民主政治以少数服从多数作为根本原则。但是，多数人的意见一定就是好的意见吗？从逻辑上看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保证多数人的意见一定是好的。比如说，当大多数人处于激情状态时，他们完全跟着当时的感觉走，因而所作的决定就可能是目光短浅，把社会引向灾难。在这个时候，少数清醒的人的意见反而是好的。但是，由于少数人的意见和大多数人意见相违背，因而无法被社会所接受，甚至被压抑，被清除；当然也就没有力量影响和改变社会，使之脱离灾难。这不仅仅是逻辑上的可能性。历史上，当雅典的民主制给雅典带来政治上的荣耀时，雅典人就认为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并在他们的势力范围扶持民主人士，建立民主政治，企图在全希腊建立民主政治。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少数人的意见，不管好坏，都无法得到尊重。
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主政治会导致自相残杀。逻辑上可以作这样的设想：有甲乙丙三人组成一个民主政治社会。任何重大决策都将由多数表决。他们在社会中相处虽然总是以自己的善恶观念作为出发点，但渐渐发现，他们在一些事情上有更多共同点，而对另一些事情则持对峙态度。比如说，甲提出了议案A。讨论的结果可能是甲丙同意而乙则反对。根据多数表决原则，议案A通过。由于甲和丙，不管什么原因，在对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上有较多的共同认识，在讨论表决各种议案时，总是一致。于是，可能的情况是：对于议案B、C、D等等，都得甲丙赞同，而乙异议。由于乙的反对，每次会议都导致激烈争论，艰难通过决议。为了使社会治理更加容易些，甲或丙可能提出一个议案：处死乙。这个决案当然会遭到乙的反对。但是，根据多数表决原则，社会不能阻止这一议案的通过。历史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被处死的。可见，民主政治，就其多数表决原则的角度看，是一种危险的政治。
就其实质来说：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被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摒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 这种特权性的民主在“民主全盛”的伯里克利时期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并且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的。
使得雅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
所以归根结底，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

Answer 3

因为他们的奴隶经济比较发达

Answer 4

　　传统古希腊军事包扩了大量使用步兵作战。希腊最典型的步兵为方阵步兵(Hoplite)组成的民兵，以抛矛兵(Peltast)、弓箭手和骑兵为辅助。方阵步兵通常会以锥形或长方形的方阵(phalanx)前进，而抛矛兵会在两侧骚扰敌人。一般的方阵是由方阵步兵紧靠着,盾牌放在前方而组成的人墙，在于防卫可以拥有很大的优势，不过缺乏机动性。方阵步兵的名字来自于他们使用的圆盾(Hopllon)。由于所有士兵的装备全部都由自己购买，所以士兵缺乏制服，战场打死打伤自己人的可能性很大。
　　编辑本段关于城邦战争
　　学术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处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古希腊人把战争看作是如同生命诞生与死亡一样自然的事情，而城邦的思想家们，相对于造成战争的原因，他们宁可更加关注政体的变化。人们认为希腊人是如此热衷于战争，以致他们几乎终年处于战争之中。而无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还是色诺芬，波力比乌斯，他们给我们展现得无一不是一幅幅战争的画卷，一首首阿瑞斯的赞歌。 而实际上，有学者在研究了雅典人在公元前7世纪末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历史后发现，虽然这段时间内充斥着志愿者的远征、劫掠、雇佣军战争、城邦间的竞争与冲突，但让人吃惊得是，竟然没有一次城邦正规的动员与作战。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的适合服兵役的雅典公民，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避免参加任何战斗而平静的渡过一生。不过进入下个世纪后，由于雅典追求霸权的野心，这种平静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希腊人往往把战争看作一种解决纷争矛盾的手段，且战争往往与城邦公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各种政治形态、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往往通过战争作为一种解决。而这些冲突，却常常披上了宗教、对友邦的义务等荣誉外衣。
　　编辑本段关于城邦战争的一般程序
　　1.宗教 希腊人的战争与宗教无论精神上还是形式上都紧密关联，因此宗教活动总是与其相始终。 作为城邦公民，除了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公民兵为自己的城邦而战。 在爆发战争之前，希腊人往往会征求神谕。神谕往往通过祭司之口转达。有记载认为祭司通过特殊的训练，在药物及香薰得作用下达到出神的状态，并在神智不清时口述神谕。至于神谕本身的含义，祭司们并不解答。在泛希腊的神殿中，戴尔斐(Delphi)神庙算是最出名的一个了，甚至在罗马将希腊划入其行省后，戴尔斐神庙及其公社都得到了特殊待遇。从神庙得到的神谕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而希腊人有时也会走访几个不同的神庙同时听取神谕。神庙的祭司们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斯巴达人来山德为了推翻斯巴达王权，多次试图贿赂神庙但未得逞。又如雅典的珀西特拉图斯（Peisistratus）僭主执政时期，适逢戴尔斐神庙于前548年被焚毁。与珀西特拉图斯斗争失利而被逐出雅典的海岸派阿尔克迈翁尼家族，奉献给神殿大量资产，并满足了女祭司的心愿重修了神庙。于是每当有斯巴达人来请求神谕的时候女祭司总是谕令他们解放雅典，直到斯巴达人出兵推翻了珀西特拉图斯之子希皮阿斯(Hipas)在雅典的僭主统治。 在请回了这些模糊不清的神谕之后，城邦内就会召开公民大会来讨论这些神谕。与其说他们是请回神谕来做自己的行动指导，倒不如说城邦内的政治集团利用这些神谕来大做文章，强化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地米斯托克利把“木制的墙”解释成船说服雅典人民放弃城市而走上他们的舰船；斯巴达王阿格劳西斯二世在来山德的帮助下，将“颇足的国王”解释为“私生子”从而登上了王位。在战前的公民大会上是政治家展示其口才和影响力，打击其政治对手的地方，神谕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其附属。一旦决定开战后，他们就会派出传令官向敌人宣战，而战争期间两个城邦所有的交往都要求有传令官的出席。 2.备战 在战争之前，还有两个必要的步骤。一个是向神祭献，或是向城邦的守护神，也有部分城邦向埃罗斯（Eros 爱神）或者贞女祭献。二就是确定出征的公民名单。雅典的十将军会将名单公布于每个部落传说中的命名人的纪念碑上，凡是榜上有名的公民，就会去准备这次出征的装备和食物。 重装步兵由城邦公民组成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他们财产的审核。一套完整的重装步兵装备大约要消耗34千克以上的木材和金属。包括重约9千克的盾牌，13-18千克的胸甲，4-10千克的头盔、胫甲、剑和矛。一个普通公民将会把他几个月的收入付给熟练的技师们来换取这样一套装备。 而骑士（雅典第二等级，也被译为马户）阶层也并非有什么特殊待遇。平时他们负责照顾城邦的马匹。如果养护不周，或者马匹无法保持在行列中的位置不听指挥的，马户会被处以罚金。由于希腊的地理环境因素，早期的战争骑兵并不受重视；而在马蹬发明之前，骑兵甚少能在重装步兵的铁壁面前起什么作用。如雅典的骑士阶层往往会充当步兵出战，其名册也会由议事会成员来决定。他们或许会骑马赶赴战场，但如同在马拉松会战时一样，他们宁可让马匹留在后方吃草，而自身徒步加入方阵。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甚少会发现希腊城邦联盟中骑兵的身影。而在众多希腊城邦中，拥有十倍于雅典领土面积的帖撒利亚Thessaly是个特殊的例子。他拥有希腊最大的领土和最广阔的平原，以其贵族骑兵而闻名，后来在波斯远征军和亚历山大军中都是一支活跃的力量。有趣的是，公元前6世纪时，当雅典人求助于帖撒利亚的骑兵时，还特地清理了阿提卡地区以方便其活动。 至于轻装步兵、弓箭手、投石手这些“无地的穷鬼”们，往往是由奴隶、外邦人充任。他们并不受重视，而且往往甚至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波力比阿就记载过：战争的“双方有约：不用暗器或投弹武器。” 同时食物等其他补给也都是自备的。因为当时的城邦战争几乎没有“后勤”的概念，甚少有城邦会为那一个下午几个小时的战斗准备一只后勤纵队，一般城邦战争往返并完成战斗只需要花费三天时间，直到公元前5世纪后勤工作才被注意。与雇佣军的情况类似，战士们除了自备的补给之外，还会在途中通过专门的市场购买补给。 3出征 在一切准备停当后，所等待的就是一个合适的日期出发了。希腊人会虔诚的等待吉利的征兆。或许是天空中飞过的猫头鹰（雅典人），或者是秃鹫（斯巴达人），或者是城邦神殿中的一条蛇，每个城邦都有些独特的吉利兆头。同时日期本身也很重要，有些城邦会等待弦月之后出发；马拉松战役时斯巴达人就以一个月的第九天月亮没有圆不能出征而拒绝雅典人的求助。 当合适的日子出现了，在宣誓和告别后，一只大军就出发了。后来的罗马时代的行军有时也会有些类似，即在军队之外，还会有商人、杂耍艺人、歌手、妓女等等试图从这场战斗中得利的各色人等组成一支熙熙攘攘的队伍。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行军中希腊人会高举着自己城邦的守护神。对于希腊人来说，城邦间的战争不单是人的战争，同样也是神与神之间的战争。他们认为在战场中是以神的名义作战，自己城邦的守护神不但会保佑、祝福自己，同样神也会亲自加入战斗，以对抗敌对城邦的守护神。人之间的宣战同时也代表着神之间的宣战，人在战斗神之间同样也在战斗。因此如果人定下盟约，神也在同时定约。为了表示这一点，盟约的双方会允许对方公民参加自己神祭典，同时也会有一座两神手牵手的雕像或者圆像来纪念这一神的盟约。 同时出现在军队中的还有预言家、祭台、圣火等等连接人与神的桥梁。 4.战斗 如同许多作家所记载的，希腊人会在战斗前约定好作战的地点。这通常会是被攻击城邦外围的一块良好平原。排好阵列之后，希腊人依然不会忘记那不可缺少的牺牲。斯巴达人在普拉塔亚战役中，甚至在自己的战士不断被波斯人射倒时，依然岿然不动，直到牺牲显出吉兆。也就是说只有有了吉兆之后，他们才会展开军事行动。 在发表了一番简短的演讲之后，统帅就会站入方阵的行列中------当然，是属于精兵所在的第一列。不需要战术，不需要策略，不需要计谋，一场堂堂正正的希腊城邦间的公民战争中，统帅没有任何理由站在远离第一线的位置。统帅身边的位置也是一种荣誉。斯巴达人的步兵行列中，国王身边紧紧跟随着一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曾经有人问一位斯巴达人，问他从奥林匹克竞技中获得了什么好处，他微笑着回答：“当我杀敌之时，将站在国王之前。” 一切就绪后，进攻的号角吹响了。双方的士兵徐步或是跑步进入战线。同时伴着战呼(battle-cry),希腊文专成拉丁字母的写法是alalai或者alalalai,是一个表现这种令人胆寒的叫声的拟声词。斯巴达人则会头戴花环，伴着吹笛手演奏的颂曲，唱着凯歌进入战斗。他们怀着勇气和自信，安详的投入战争，因为他们是进行着如此崇高的一项事业，上界的神灵与他们同在！ 重装步兵方阵间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这一一场比拼意志的战斗，双方的目的都是想把对方赶出战场。同样使用密集方阵的双方形成了绵长的战线。密集的队列限制了个体活动的空间，个人英雄主义让位于集体行动，个体的较量延伸为群体的对抗。一个站立士兵的铜头盔和胸甲对于那个时代的武器来说几乎是不可刺穿的，于是更多的伤害集中在身体裸露的部分----手臂、腿、盔甲间的空隙。大出血、彼此践踏造成的伤害、伤口感染，这些往往是致命的。保护更周密的头盔往往是以丧失个人的视野和听力为代价的，加上战场上的恐怖气氛，出现混乱就不足为奇。公元前424年当雅典人在德利姆被包围时，他们彼此错认而互相残杀；在西西里岛中，远征军同样陷入了这种混乱，互相攻击。 但战斗总会分出胜负。战线上往往会出现一个点-------一个转折点（希腊文称之为trope）。在这个点上，一方的意志崩溃而溃散，如同堤坝决口，一个小小的漏洞导致整条战线的全面失败。胜方会乘胜追击，骑兵、轻装步兵们将制造出更多的死亡与恐怖，直到将敌人赶出战场。但这种追击是有节制的，并不会深入太远，统率们也不会下令全军继续追击。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在相持的战斗中伤亡率并不高，大量的死伤出现在胜利者追杀溃逃敌军的时候。因此，这种战争通常胜方的伤亡率约为5%，败方为15%，并非太高。 5. 战斗结束后 胜利者的注意力现在会集中在战场上。希腊人战斗的通行游戏规则是占领并控制战场的一方就是胜利者。而这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胜利纪念碑，安葬死者的权利。 敌人尸体上的一切物资会被搜掠一空作为战利品，而战胜方的遗体会被一一收集好，辨别身份并做好安葬的准备。（关于辨别身份，斯巴达人会携带刻有自己名字的物品，例如手镯。）士兵们会建立一个胜利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往往会被设立在那个使战斗发生关键性转折的点上（trope）。胜利纪念碑(希腊文trophaion)在词源上于转折点（希腊文trope）也有莫大的联系。胜利纪念碑往往会是宙斯的形象----胜利之神。而缴获的盔甲和武器则被悬挂在树桩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那场发生在公元前545年的冠军之战。作为进攻方的斯巴达人和阿哥斯人进行了一场典型的仪式化的战斗；双方约定各自派出300名战士，在约定的地点进行战斗。最终只剩下2名阿哥斯人和1名斯巴达人。阿哥斯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于是就离开了战场，而剩下的那名斯巴达人则依照传统的规则留在了战场上，并用传统的仪式宣布了他的胜利。这场战斗可以看作是希腊式城邦战争模式的一个的典型。 希腊人相信死灵是神圣的，而死者的灵魂生活于地下，与其遗体一同安存于地底。且必须得到有一定仪式的安葬。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死无葬身之地”更加恶毒的诅咒了。失败方放弃了战场也就等于放弃了他们公民的遗体，没有一个城邦会容忍他们的人民曝尸旷野而灵魂不得安宁。因此，在失败后与胜利者签订的和约中，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请求胜利者允许他们从战场收回他们人民的遗体。没有哪个希腊城邦的统率会拒绝这个请求，否则将会是一个违犯希腊世界道德准则的行为。曾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阿努吉斯(Arginusea)海战里，雅典海军在胜利后乘胜追击，并留下一艘舰只打捞遗体。但这艘船却遇到了风暴而被迫放弃。因此，虽然得胜而归，但这参加海战的十位将军却因为没有使雅典公民得到安葬一致被定罪而遭诛戮。 俘虏们则一般会由亲友们赎回。在实行奴隶制的古希腊社会，并不鼓励在这样一场堂堂正正的重装步兵战斗中变卖俘虏到的敌方公民为奴隶。至少在伯罗奔尼撒地区赎金是有一个通行的标准的：每个被俘战士2米纳。 战利品的数额是大量的，一般会在几百塔伦甚至上千塔伦之间。首先会有1/10被奉献给神，这往往是奉献给戴尔斐神庙或者其他泛希腊圣地的，希罗多德就记载了很多圣地中精美的奉献物。剩下的青铜装备以及其他的战利品会被带回城邦进行分配。当然，战士们会将许多小件的物品归为己有。 剩下的就是战士们的凯旋，城邦的庆典，战士们在战斗中的表现会被公开的评论，同时也少不了对神的隆重感恩。 这里只是说得是一种最常见的城邦战争。可以理解为一种双方试图通过战争解决矛盾的“仪式”，这种仪式充满“神性”与人性的节制。而类似雅典人屠灭米地兰（Mitylene）这种以消灭对方城邦为目的战斗在此并未加以讨论。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Answer 5

看一下初中的历史书吧！那就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