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之初，尽管物质生活还未脱贫，但文化生活却已先行一步，“文青”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整个社会，但凡喝过几年墨水的，便会有点文学追求，能写的自然要写几笔；不能写的，也要读读诗词歌赋和中外小说名著。
在这个大背景下，一生专攻中国古典诗词的叶嘉莹先生从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回国，在国内多所大学巡回讲学。1987年，在回国讲学期间，叶先生又应校友、中华诗词总会以及其他社团组织的邀请，分别在北京、沈阳、大连做了三次系列讲座，面向社会上广大的诗词爱好者，普及唐宋词的发展史和欣赏门径。这些讲座，满满的是叶先生传播古诗词文化的诚意和热情，加之叶先生有着几十年丰富教学经验，从中学教到大学，从台湾教到加拿大，因此讲座内容浅显但不浅薄，文学却不枯躁。三次系列讲座经人整理后，就是这本《唐宋词十七讲》，是了解“词”这种文学形式的绝佳入门读物。
在中国古代，“诗”这种文学形式，从孔子编《诗三百》时，就确立了高尚的地位，承担着教化和咏志两项任务。但“词”则不同。“词”最初就是民间教坊、歌女们唱的流行歌曲，主要题材就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是酒席筵聚上的娱乐消遣。在唐、五代甚至北宋这段长长的历史中，“词”在士大夫阶层也不过就是个玩意儿，偶尔吟风诵月可以，但正经的咏志抒怀，还是得写诗，写文章。以叶先生的见解，就连东坡，诗风和词风也有差别的。甚至到了南宋，词的地位也仍然没有诗高大上。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很正经的六一先生，写起词来就变了调，什么“鸳鸯二字怎么生书”啦，什么“楼高不见章台路”啦，毕竟是要交给歌女们唱的。两宋政治文人中，只有稼轩是主攻词，以词咏志。
《唐宋词十七讲》以唐、五代、北宋、南宋的有代表性的词家及词作为主线，讲解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发生、发展历史，以及如何欣赏不同类型的词。
书的目录列举了十六位词家：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和王沂孙。但由于叶先生一讲high了就容易超时拖堂，比如讲欧阳修就超时太多，最后把晏几道的时间给挤没了。所以虽然目录是十六位词家，但书里只讲了十五位词家。而最后一位词家王沂孙，虽然目录里占了三讲，但其实这三讲整理自叶先生大连的讲座，绝大部分内容是概要性地重复在北京和沈阳讲过的内容，最后才讲到王沂孙的咏物词。
当然我们知道唐宋词家何止十五家，像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李清照、陆游、范成大、张孝祥、史达祖等等都堪称名家，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词作。叶先生单选上面十五家是因为这些词家在词的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要么是开创一种词风，要么是承前启后。
我们知道，唐诗有一个权威的选集，即清朝蘅塘退士孙洙在乾隆年间所选编的《唐诗三百首》。这个选集一经刊刻便得到了公众认可，二百多年里地位稳固。但宋词却一直没有搞出来类似的权威选集。市面上的《宋词三百首》有多个选本，每个选本都各有优劣，难以服众。同样，叶先生这本不是选集的选集，在选人选词上难免也有个人的偏好。比如讲柳永，她不讲入选中学课本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和《望海潮·东南形胜》，而讲比较少有人知道的《凤归云·向深秋》、《雪梅香·景萧索》。讲秦观，她不讲《鹊桥仙·纤云弄巧》，而讲《画堂春·落红铺径》。
这本书的重点不在选词上，而在于跟着叶先生学习如何欣赏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著名的宋词赏析作品，但这种杂记式、零碎片断的赏析，对入门者非常不友好，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没有充足的宋词储备，看了只会头疼。就算忍着头疼看完了，也仍然对什么叫好词什么叫坏词一头雾水。相比较来说，叶先生系统地、科学地、有条有理的讲明白了如何欣赏词。比如，在一开始，叶先生便引入了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即文学符号有两个维度：语序轴和联想轴。把这两个维度代入诗词的欣赏，让我们科学地理解了为什么有些诗词能激起我们那么深的想象和情感，同时也就理解了好的诗词的样子。由于叶先生对古诗词皆有造诣，在讲座里，会引用古诗来解词，也会以词带诗，所以读完本书，不但赏词水平大有提高，赏诗水平也会受益。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那就是比较啰嗦。由于是讲座的整理稿，所以语言比较口语化，而且重点内容重复多次，有些例子更是举了无数遍；又由于是三次面对不同人群的讲座的合并整理稿，有些基础内容在三次讲座里各讲了一遍，整理稿里自然也就重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