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由于中国内部政局动荡不安,迫使部分当时在中国南方省份的人民远赴南洋谋生,基于当时人们的封建社会思想,对于地方以及血缘的凝聚力,促使当时的人民结集成同乡会馆与宗亲会馆。而后到来的人民为了得到人脉与经济上的方便,纷纷加入会馆寻求协助与庇护,同时会馆亦给予会员经济、住宿和谋生技能上的援助,社团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及顾全会员们的具体需要,华团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会作出相对应的调整,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化,又衍生出了工会、商会和校友会等组织。现今选择加入社团的会员不再是以求谋生为目的,更多的是希望能在文化、乡谊、商业之间得到进一步的联系。 自18世纪起至20世纪初华人南来马来西亚以来,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被华人社群认为是传承中华文化和凝聚华人民间力量的重要工具,三者被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华社三大资产或华社三大臂膀。
马来西亚执政当局长久以来一直坚持单一语文和文化的政策[1]。对于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延续,华人社会普遍上须靠本身的努力。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被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已经是深入华人社会的共识并经常被马来西亚华人各界引用[2][3]。通过马来西亚华人各界多年努力的推广,马来西亚华人三大支柱也渐渐为海外华人世界重视及报道。由于执政当局认识到三大支柱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执政党长久以来试图取得华文报章来宣扬所谓的国家政策。这可从两起政党收购华文报章事件来了解。
1990年代代表马来民族利益的巫统与马华公会分别入主由香港出名作家金庸创办的《新明日报》与《马来亚通报》。然而,这种试图通过强大商业财力来控制华文报章以便主导华人社会的舆论与走向以及为政党服务的作法,最终因为华人社会识破和排斥而失败。《新明日报》与《马来亚通报》也因此走进历史 [4][5]。
然而,号称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马华公会对90年代《马来亚通报》的失败却仍然不死心,再度于己于2001年动用2亿3000万零吉向丰隆集团收购当时销量第二大的《中国报》及销量第三大,创办78年的《南洋商报》。马华公会马华收购华文报的消息证实后,华人社团的反应非常激烈,除了500个华团公开表态反对之外,活跃的华文报评论人及专栏作者也集体停止供稿给《南洋商报》及《中国报》。[6]
自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执政党以国家利益的理由下压制媒体自由。然而,随着互连网的成长,马来西亚执政当局在无法对付自由言论后就致力丑化互连网的信息。根据大马的描述:”不是将冠以外国利益代理的罪名,便是打上破坏族群和谐的标签。这背后其实是简化问题、排外反殖的建国(nation-building)论述,以政府作为民族国家的保护者,以国际社会为外患,以国内异议者为内奸。这种论述乃是所有钳制性媒体法律的自我辩护合理性依据”[[7]。
华人初到侨居地时,由于对地缘和血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自发性的组织同乡会馆和宗亲会馆以便彼此之间互相照应。经过时代的演变,华人在经济和教育上都有了显著的成长,逐衍生出了工商会、校友会、公益组织和宗教团体等不同类型的组织。
早期的社团多半为秘密结社组织而成,这些社团代入寺庙和义山的管理形式为社员举办祭祀活动,同时藉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观念,在不惊动政府的情况下,执行制裁和调解纠纷的工作。社团中的领导人物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支配社员,社员必须通过领导人物接触外部讯息,也间接地切断社员的自主能力,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社团开始寻求法律的途径注册成立合法的组织,早期的秘密结社则受到司法机构的扫荡转移到地下活动。
在马来西亚较具规模的华人社团有:华总、商联会和董教总等。 华团的数目虽然有近9000个,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6个主要的系统: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 - 华总是一个综合性的组织,处于核心的领导地位,主要的成员包括来自马来西亚13州的中华大会堂或华团联合会;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简称:商联会) - 商联会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工商业领域,主要的成员包括各地区的中华工商总会;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及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 - 董总和教总合称为董教总 ,主要的活动范围则是在教育领域,成员包括各地区的华校董事联合会及华校教师公会;
宗乡组织联合会 - 包括各地区的地缘性组织联合会及血缘性组织联合会;
学缘性组织联合会 - 包括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及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等;
全国性文化、青年、宗教等组织 - 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简称:佛青)、马来西亚青年运动(简称:青运)、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简称青团运)、华人同乡会馆联合会青年团(简称:乡联青)、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简称:佛总)、马来西亚道教总会(简称:道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