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1-22
白居易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其基本的思想特征和行为准则。他把诗歌创作当成自己进谏的另外一种途径，当这些诗歌涉及到对女性的态度时，理所当然地带有儒家传统女性观的色彩。例如他在描述那些与政治有关的女性时，常将之提到“尤物惑人”可至“覆国”的高度（在《长恨歌》、《李夫人》、《古冢狐》中都有体现）。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女性观也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性。
首先，白居易虽然对女色惑人进行了讽谕并提出警诫，但同时也强调了男性的责任。
在《长恨歌》的创作中，白居易对李杨的爱情悲剧持有明显的同情态度。虽然他对女色惑人发出了讽谕，并确实曾欲“惩尤物”，但并没有把惑国的责任全归在杨贵妃身上。在诗歌中，白居易同样指出了唐玄宗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多年御宇求不得”，由此才有后来的“一朝选在君王侧”。可见，诗中同样强调了唐玄宗的责任。女色固然可以惑人，但是如果男人个个都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怎么还会有惑国一说呢？
《李夫人》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其诗前段主要写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怀念，结尾发出了“伤心不独汉皇帝，自古及今皆若斯”、“人非草木皆有情”的感叹，对充满人性味的人间痴情表现出一种理解态度，只是认为若给帝王造成致死难忘的感情伤痛甚至影响到朝政时，还是“不如不遇倾城色”的好。可见，白居易并没有让女性承担起所有的责任，他也强调了男性自身的责任。
其次，白居易在对女性婚姻命运的热切关注中，批判了婚姻门弟观念，并对被男子或男子家人遗弃的女性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婚姻的等级制度历来是封建礼教的一个组成部分，“门当户对”的门阀观念是封建婚姻中难以改变的标准，经济地位成为决定婚姻对象的决定因素，这种门第关键使寒家女无人聘问。针对这个问题，白居易曾叹息“寒地生材遗校易， 贫家养女嫁常迟”（《晚桃花》）。在《议婚》中，诗人从物质生活决定婚嫁命运的严酷现实出发，对比了贫女与富女的不同遭遇，为贫女鸣不平，同时，也对富家女“轻其夫”贫家女“孝于姑”的不同品行有所褒贬，体现出白居易重人品的婚姻观念，体现出他对女性美好品德的尊重，这在批判婚姻门第观念之外还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井底引银瓶》的题下小注虽是“止淫奔”，但诗中却把女主人公作为正面人物进行描写，她有着美丽的外貌和活泼的性格，因对爱情的憧憬而毅然与男主人公私奔，但“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频繁”，最终被男家赶出家门，弄得她想回娘家也是“悲羞归不得”。这位女子与男子相比，大胆地反抗封建礼教，具有较强的婚姻自主意识。诗人对她虽有“淫奔”之微词，但也有着明显的同情。作者塑造出的这个女子形象及其命运也引起人们的深思， 正是封建礼教及封建伦理道德扼杀了这位美丽的女性。同样，在《母别子》、《太行路》、《续古诗十首》其七中都有类似的不幸的女性。
再次，白居易对失意宫妃及普通宫女的命运表现出同情态度，对后宫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批判。
白居易对失意宫妃及宫女的同情，从上一部分分析的《上阳白发人》可见一斑。另外还倾诉了她们的绝望“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蒸笼坐到明”《后宫词》）、她们的无奈“不知遗旧爱，何处作新恩？”（《怨词》）等等。同样由于对宫女不幸命运的同情，白居易歌颂了唐玄宗“怨女三千放出宫”（《七德舞》）的举措。并且，在他的以宫女为题材的作品中，没有以欣赏宫女舞姿为内容的。
这种“怜幽闭旷怨”的主题在白居易的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王昭君二首》中，诗人对其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怜悯之情：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然而王昭君的悲剧已过去几百年了，而惨无人道的后宫制度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愈演愈烈。老百姓们只得“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疤痕”（《过昭君村》），以毁容来表达她们对后妃制的抵触情绪。
最后，白居易在作品中揭示了劳动妇女恶劣的生存状态，表现了对劳动妇女深切的同情。
在《缭绫》、《红线毯》、《观刈麦》中表现很明显。更可贵的是，诗人的同情已到了自愧的程度。在《观刈麦》中，他通过自己“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的温饱与贫妇的赤贫之对比，发出了“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感叹，表现出他作为正直官吏所具有的自责和良知。
综上所述可知，白居易前期的女性观虽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但仍然是那个时代正直儒生所具有的进步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