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1937)以来，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到界定产权要花费资源。其中，只有巴泽尔(1989)特别强调，从法律上界定一项资产的所有权比在事实上界定它，花费的资源通常要小。由于在事实上界定产权非常不容易，所以即便在法律上把全部资源都清楚地界定为私人所有，在实际的经济生活里总还存在一个“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即那些名义上属于私人的资产但由于私人产权的实际执行成本过高而无法保持其权利的排他性。见巴泽尔(Barzel)，1989：Introduction；并见汪丁丁(1998)为巴泽尔这本文集中文版撰写的前言。
但是巴泽尔并没有特别指出，处于“公共领域”的资源既没有得到清楚的法律界定，也并不是“无主财产”。除非资源没有价值，私人断然不会在“公共领域”边界之外自动却步。总有人试图获取公共领域资源的价值，并建立事实上的排他性权利。我们在公共过道上看到被私家占据的空间，就是事实上具备了私人排他性的权利。巴泽尔把私人在实际上拥有对“公共领域”资源的权利，称为“福利攫取(welfare capture)”。在这里，“攫取”具有“掳掠”和“掠夺”的含义，不是正当的“索取权”(claim)。从经济上分析，攫取者为攫取行动花费了私人成本；但是，他得到的收益里总有一部分来自其他人对公共财富的贡献及相应的权利。比如公共过道的攫取者虽然要付出心思和特别的看护成本，但他总是把私家可用空间增加而相应发生的租金、灯光、通行不方便、火灾发生概率上升和潜在的逃生困难以及有碍观瞻等等的“成本”，在事实上迫使他的邻居们来分担。简言之，公共过道部分地被私人攫取了。在这里，资源的受益是“有主”的，资源的成本也是“有主”的。在得益和成本两个方面，被攫取的公共过道从来也没有处于“所有者缺位”的状态，虽然实际的成本收益主体与名义上清清楚楚的合法主体并不相同。真实的状态是，资源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和事实上的所有权相脱节，从而导致资源的受益权益与成本责任相脱节。这就是说，由于“攫取”行为的存在，公共领域部分价值的主人不是其法律上的所有者，而是事实上的攫取者。
公共过道被攫取的主要原因是资源的法律产权和事实上的产权不相一致。要是没有在事实上不同于公有制过道所有权的私人产权，要是“私人住家”从攫取公共过道空间中获得的“收益”没有在事实上得到排他性的保护，甚至不会有哪一个私人会产生攫取公共过道的行为动机。在这个意义上，用理性人假设来推断公共过道必定被攫取，并没有实证意义。重点是要研究，法律上(或道义上的)清清楚楚的公有制为什么消除不了事实上的私有产权，以及在事实上的私产存在的现实约束下，利用名义公有资源的行为特征和效率。
攫取会带来“攫取损失(capture loss)”或“租金耗散(rent dissipation)”。这首先是因为，攫取所得的部分成本由别人承担，通常会导致攫取者并不善待公共领域里资源的价值。其次，攫取者为了掩盖其攫取行为的非法性，会被迫采用某些非效率的方法。最后，攫取得益会激发更多的人参与攫取，从而增加垄断或界定攫取权的费用，导致可攫取的“租金”被非生产性的用途耗散。但是，我们并不由此推论，任何公共过道只要还有一点利用价值，就一定会引发私人继续攫取的动机和行为，直到将可能产生的租金全部耗散为止。张五常(1984)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适者生存意味着某种制度安排必须被采用以降低租金耗散”。这就是说，私人可以攫取公共资源的机会，一方面刺激攫取行为从而引起攫取损失。另一方面，攫取损失的现实又刺激租金既得利益者采用某种制度安排来“保卫”租金不被耗散。恰恰是事情的后一方面，提供了理解制度和组织、包括形形色色“非典型的私产和价格机制”制度存在并“运行”的基础。这表明，攫取权是在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攫取者之间以及在攫取者和公共过道公共性质保卫者之间的博弈中被界定的。因此，汪丁丁(1996)提出的“产权博弈”框架可能同样适用于分析攫取权，只是我们要注意攫取权与产权可以区别为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权利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