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灾难文学：概念、内涵及意义
1、灾难文学应该包括天灾和人祸（罗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灾难文学是否只是针对天灾（自然灾害）？凡对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失或造成悲剧结果的都可称为灾难。自然灾难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灾难文学应该包括天灾和人祸两个部分。人的本质是社会的，离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抽象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意义。针对灾难的认识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宗教里，灾难并非坏事，比如基督教认为灾难是上帝对人的救赎和恩典，因为人有原罪，上帝通过灾难的方式来提升人。中国的“多难兴邦”是不是也含有这种意思？但世俗理解灾难是绝对的坏事，能躲则躲，不能躲则粉饰麻痹，接着是尽快遗忘。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现在做不到这种境界。所以巴老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愿望至今都未实现。如果灾难文学仍然按照这种灾难观去研究，不如不要研究。中国是缺乏宗教的国家，不会认为灾难是救赎，是反省提升自己的方式，没有这种思维，对所有灾难我们都只是被动承受和主动遗忘。美国越战后搞了个越战墙，刻上所有在越战中阵亡的人员名单。越战对美国而言并非一件好事，它失败了，但它还是弄了这面墙，这就是美国的反思，美国的灾难文学。以色列的哭墙也是这样。但我们没有。所以首先要厘清灾难观，否则就是亵渎灾难文学。
2、灾难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吴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5.12大地震的惊惶过去后，大家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要从文学这个特殊的视角来观察、再现这场灾难。灾难文学是文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学关注的是人的生命，是人性。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人性中令人感动的美和丑恶、狰狞的一面，在灾难中都会以各种最刺目的形式表现出来。生命、人性中许多复杂问题，也会在灾难中得到展现，引起我们深沉的思考，甚至可以促进我们文学的变革。我认为灾难文学有可能出现史诗式的作品（当然，那需要过个几年去消化、提炼），因为中外文学中的经典作品都跟描写人类大灾难有关。《旧约》就是一部史诗，写的就是人类的灾难。洪水来了，生灵涂炭，上帝派出诺亚方舟拯救人类，如何出埃及，如何找到水草之地安居等等。中国的古典文学从《诗经》、《尚书》开始，也记录了许多人类的灾难。所以灾难文学是个大题目，是个关乎文学本性的题目，是一个可能出现史诗式作品的题目。
3、灾难文学和文学有内在一致性（李明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学的根源要追溯文学反映生活的状态选择。文学反映的不是常态化的平常生活，更多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动态化的、极端化的、灾难化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四大关系无法回避，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灾难文学和文学本身有很多内在一致的地方。根据传统理论，文学就是把矛盾、冲突、非常态的、极端的、人的本质的东西加以集中放大、集中表现。灾难恰好是一个偶然性的典型的集中爆发的事件，更能把人的心性、情感、价值观念反映出来，把人性放大，把美、丑到放到极致，这就是文学最大的魅力。很多作品为什么缺乏感动的审美超越的东西，就在于它在平常生活的表现中矛盾冲突、故事性不强，而这些在灾难文学中能表现得很好。
4、哪里有灾难，哪里就应有反思（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灾难文学既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人为苦难。我们中国文学缺乏的就是苦难叙事。中国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很多，但都是看重战争的结果、性质，不像前苏联还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的作品。灾难文学地震文学有几个好处，一是提醒我们的文学/诗歌对社会的重返。近几年诗歌不能引起重视，只能裸体诵诗才吸引大家的注意。二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远远还没有完成。自然灾害也不完全是偶发的、非人为的，也牵涉了很多因素。为什么倒塌的是教室？这些都要进入我们的反思。哪里有灾难，哪里就应有反思。哪里有反思，哪里就有拯救。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大的反思空间，但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也是我们文学艺术家的责任。
5、危机就能产生转机（蒋迎西，四川新闻网文艺创作室主任）
我站在记者角度说几点感受。第一，这次大地震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洗礼，主要是把我们人性中善的一面放大了。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是又不要脸又不要命，但这次地震，各方面的关注和投入体现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我被感动了。第二，天灾毁灭了很多文明，但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文明，并且使很多文明得到了升华。我们四川盆地的神话传说“杜鹃啼血”，反映的就是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遭遇的灾难。李白诗中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实际上提到的也是灾难。第三，天灾是人类的另类赐予。四川盆地为什么被称为“天府之国”，就是由许多次地震造成的。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九寨黄龙等优美景色都是地震造成的。我个人认为这次地震能够产生文艺巨作。好莱坞的大片之所以能够风靡全世界，就是因为把各种矛盾冲突推到极致。汶川大地震也是把各方面的因素都放大了，危机就能产生转机。但目前不能，因为有些真相我们现在还不能反映。
二、审美超越：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1、审美超越必须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曾永成，成都大学教授）
说到生命关怀，首先指人的生命。有个记者在灾后一个多月到了北川，在废墟上看到一条小狗，一直守在那儿。他无法想象那条小狗是怎么活下来的，而且看到人后就跟着他们走了很远。他很想把它抱出来，但又担心无法通过防疫检查，只有恋恋不舍地和小狗告别了。从今天生态人类学的观念来看，即使是条小狗，也是我们应该珍惜的生命。但在现实条件面前，你无可奈何，想要援助也不可能。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平时很乐观。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在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生态代价这个概念对许多人而言还很陌生，改造者只想着取得了什么，没想到失去了什么。《中国地理杂志》在地震后出过一期专号，地质专家解释说大山里面的开发建设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切掉山脚，靠着大山修房子、建厂房。山脚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安息角，用来保持稳定的。挖了安息角，来了地动，山就垮了，当然无处可逃。人不去，就不叫恶劣的自然条件。人去了，才叫恶劣的自然条件。人在自然面前，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这个问题立刻就凸现出来了。
多年来我一直研究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一直有个观点：我们向来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社会理论包括文艺理论，都遮蔽了一个人类所面对的重要现实——自然，遮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研究这个问题。都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但我理解不同，这个观点其实是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说的是一男一女所形成的自然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的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历史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实践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才是我们社会存在所面临的第一位的关系。
经过这一次的灾难，我们文艺圈子包括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都需要深刻调整。一个主题，就是怎样面对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生命是血脉相通的。马克思说过，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不仅是物质粮食，也是精神粮食。所以我觉得这次灾难后的理论、审美超越都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必须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严肃地摆在面前。人与人的不同首先就体现在人对生态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有些人躲得过灾难，有些人躲不过，说到底就是因为对生态资源的占有不一样。这从根本上把我们人分开了。
另外，灾难肯定是悲剧。怎样认识自然灾难造成的悲剧也是个问题。从布留洛夫的画来看，表现了人们的惊恐，同时也相互维护，比如妇女把小孩搂在怀里。当然整个画面还是一种无奈。米开朗基罗的《先知耶利米》据说画的就是耶利米思考庞贝城悲剧的情景。我们也需要深入地思考一下。恩格斯对历史悲剧所下的定义也应扩展。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自然界也有很多它自身生存的必然规律，这种必然性不可能实现，就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悲剧性冲突。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珍爱生命，审美超越，这绝不是辩证法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沉溺在把坏事变成好事这种肤浅、空洞的想法上。这次灾难当然和过去不一样，在英雄主义、团结互助宣扬的同时，我们有更多悲悯、更多对生命本身的珍惜，比如在救人时，是能救则救，救援人员的生命必须先保住。按照我们过去的做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那就是另一种场景了，这也看出我们整个社会在观念上的巨大进步。对悲剧的反思，我们要正视它，要严肃地对待。
2、审美超越应当反省（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的观点是审美超越应当反省。不管是灾难文学，还是20世纪的文学整体都缺乏深度，原因在哪里？灾难文学或灾害文学有两种叙事方式，我归结为颂歌式叙事和苦难叙事。到今天为止，我们事实上还在颂歌叙事的层面。我们的感动实际上不是被英雄事迹感动，而是被我们自己感动。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我们是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了。据灾区前线回来的人讲，灾区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描述的更惨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灾区情况的反映还仅仅是整体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因此，目前我们对灾区的所有反映就是一种颂歌式的审美反应。这是不够的。这就是导致我们的文学缺乏深度、力度的原因。泰奥多·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次有首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和阿多诺相反的是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的诗。”凯尔泰斯的话恰恰和我们中国新时期文学历程相似。粉碎四人帮之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归来作家、知青作家，他们的写作如果不反思历史，不对历史进行苦难书写就不被人认可。实际上阿多诺用的是他特有的否定，他也说过只有在文学之中才能看到苦难的声音和苦味。他认为肤浅的感伤式的苦难书写是对文学的否定，这种诗才是野蛮的。汶川大地震后有没有野蛮的诗人？有，至少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
苦难文学叙事有三个层面：书写苦难、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现在我们要求汶川大地震文学达到深度、力度太性急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是如此。最开始还是天安门诗抄。我界定目前为止的汶川地震诗歌就相当于天安门诗抄阶段，还没走到伤痕文学阶段。现在对汶川大地震的反省基本上就是这种审美倾向。这些文学作品给我的感动、震撼远不及图片。我看到的影视作品《震撼世界的七日》也不好。这个时候的文学是非常无力的，我宁愿看报纸、新闻纪录也不愿意看那些文学作品，很虚假。如果我们要直面灾难，与其说是审美超越，不如说是生死超越。地震中出现的“范跑跑”引起了很大争论。但是经香港卫视讨论后，就出现了很多同情理解的声音。为什么？语境发生了变化。当一种行为选择变成学术思考后，他的行为就获得了合理性。“范跑跑”和我们这个话题的相关性在于：本来人是一个血性的存在，而到了“范跑跑”那里就变成了理性的存在。谭千秋等老师的救人行为究竟是道德底线还是道德高标？我们陷入了被动。如果教师救人是道德底线，那么谭千秋等老师的行为就不值得我们歌颂。如果是道德高标，那么“范跑跑”就不该受到我们谴责。在那样一种情境下，那些超越了生死的人成为了一种宗教性的存在，而我们世俗的人没有超越性，就是一种世俗的存在。所以我们敬佩谭千秋，但理性思考下也可以理解“范跑跑”。
3、灾难拯救中的宗教审美维度（苏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苏宁研究员认为，按照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人类精神生活史在“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不同的时间尺度中表现为不同的面目。它们可以分别表述为，“结构”、“情势”和“事件”。通过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考察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社会文化现象，如灾难现象，我们可以将其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灾难文学的“长时段史”可以追溯到神话时期，原始宗教时期。这种持续性的结构从历史某个时期来看，常出现“中时段”的转移。它可能给灾难史带来异样的表达方式，但中时段的历史情势阻挡不了向长时段结构的回归。从这个意义看，灾难文学在结构上，是民族性的宏大叙事，是几千年灾难母题的神话传统，英雄情结、宏大叙事构成了传统。从“短时段”看，个人心灵体验式的“事件”出现了，灾难爆发时短时段激发的美会放大，但不长久，它和现实真实的残酷性之间会形成落差。这是存在意义的美，有可能阻断传统带来新的问题，带来新的美学表达方式。
三、灾难文学创作现状与批评
1、不要把灾难“庆典化”（何开四，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正因为有此岸的灾难才有彼岸，救赎与诅咒是无限循环的。幽默地说，上帝惩罚人类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用微软，可以用地震，可以用海啸，甚至还可以给人类降生一个非常糟糕的领导者来把国家搞乱，人类当然也不能忍气吞声。先贤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古时候的先贤无法应对灾难，只能借助想象，于是诞生了宗教和神话故事，比如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等。《圣经》中的洪水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既是道也是器。比如摩西出埃及，考古、田野调查已经证实了其中有些东西是事实存在的。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钱钟书的说法，夫“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人来自于自然，脱离自然后，最初敬畏、效法、模仿自然（“法天”），接着工业革命后，想“胜天”，灾难就出现了。最终该回到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是最聪明的，也是最愚昧的。我有个观点是“空间大于时间”，就是说一地发生了灾难，而另一地的人即使知道了这个灾难，也永远不会吸取教训。中国最终还是会以环境为代价。灾难文学涉及的面很广。我们的世界是人的对象化世界，人和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叠合的。人的劣根性决定了很多灾难的必然性。现代社会是“人类不仁，以天地为刍狗”。天地会加倍报复人类。比如金融海啸，这个词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一切叙事都该是审美叙事。现在我们的灾难叙事是把灾难“庆典化”、“广场艺术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这恰恰不是文学叙事、审美叙事。在目前语境下，国家、人都要正视灾难。我们这个民族比较健忘。现在要求不要过分渲染灾难的恐怖可怕，其实第一步就应用文学的方式把灾难的可怕展示出来。如果没有感性的、具有冲击性的、让人刻骨铭心的叙事，就不是灾难文学。另外，要有反思。中国没有大文学家出现，实际原因是没有大思想家出现。
2、中国文学艺术中似乎没有灾难的影子（曾永成，成都大学教授）
灾难文学这个概念只有外国文学中有个“灾难悲剧”。我印象深刻的是19世纪俄国画家布留洛夫的作品《庞贝城的末日》，跟我们这次地震灾难可以对应的一个作品。网上有许多庞贝城废墟的图片，包括从地下、火山灰中挖出的骷髅。有个骷髅的头部还挺立着望向天空，可以想见火山灰是瞬间罩住了他们。在欧洲几百年间流行过的黑死病，也是人类遭遇的巨大灾难。还有冰海沉船。我们所说的灾难，大都是自然灾难，人为的比如战争、社会制度造成的灾难似乎在这个话题之外。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人类无法抗拒的、无法预测的突来横祸式的灾难。中国的文学艺术中似乎没有灾难的影子，不过羿射十日和这个有些关系。长期以来，文学艺术和灾难擦肩而过。我们中国文学表现出来的这种疏远隔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自然气候条件比较好，过去没有遭受过巨大的灾难。我们的社会、战争连绵不断，矛盾尖锐，就掩盖了这种灾难，遮蔽了文学家艺术家的视线。我们中国人对天特别崇拜，认为不可言说，就不去说。5.12大地震把这种灾难一下子推到我们面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整个的心态就是无奈。我多年以来研究生态学，但在这种无法预测的灾难面前，有什么用？文学能做什么？生态美学又能做什么？这个会议，也可以说是痛定思痛。
3、天灾文学具有必然的肤浅性（黎风，四川大学教授）
我把灾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灾，一种偶发性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必然性，比如地震、雪灾。自然灾难是偶发性的，文学一般不反映偶发性的事件，文学关注的是人祸。人祸能产生大文学。自然灾难不具有文学所表现的本质性的东西，它具有新闻性、偶然性。60年代的自然灾难，也有很大的人祸因素，四川死了很多人，但没留下多少能让人记住的文学作品。路遥的中篇小说《在艰难的日子里》写的就是这个，是为他的《平凡的世界》打底的一部作品。我认为，这次灾难的文学作品只能表现出文学对社会的关注，人文关怀，但直接体现这次灾难的文学作品不能代表文学本身，不能产生经典的作品。我个人怀疑这次大地震是否能直接为中国文学提供一个跟这个题材相关的东西。感人的故事很多，但能否构成真正的文学发展的方向，我很怀疑。我看了冯小宁的《超级台风》后，就感觉这种天灾带来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具有必然的肤浅性。纪实性、及时性很强，反映的此时此景，一个是应对灾难，一个是突出政治英雄。尽管它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灾难片。英国的泰坦尼克电影反映的就只是自然灾难，美国的泰坦尼克电影就变成了灾难只是背景，主要反映男女主角的生死爱情。所以这种有关天灾的文学作品，当时可能反应很大，但过去半年后，人就开始麻木。我举个小例子。最近我们接到捐衣物的通知，但最开始踊跃捐钱的老师们反应都很冷淡。这说明中国人遗忘天灾很快。
http://www.8dou.net/html/article_show_50097.shtml参考资料：http://www.8dou.net/html/article_show_500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