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抛弃了基督教史学的神学史观。 人文主义史学家不再用上帝的意志解释历史，重新又把"人"放到了历史发展的中心，力图通过研究人的活动来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他们反对把《圣经》中的传说当作历史，反对把犹太史和教会史看成是世界历史的中心。
人文主义史学家力图用古代的文化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文化传统。他们把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家奉为楷模，到处搜集并整理、注释、出版波里比乌斯、普鲁塔克、李维、塔西佗等人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从形式上看，人文主义史学似乎是在复兴古典史学，但实际上它却是西方近代史学的开端，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2、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由于人文主义史学家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把"人事"当作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以探求社会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为己任，又由于当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着世俗政治反对神权政治的斗争、以及日益强大起来的市民阶级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呼声有越来越强烈，再加上人文主义史学家基本上都受过12、13世纪以来日益兴起的世俗教育，甚至很多人本身还都是政治家，因此他们在从事历史著述的时候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内容、注重历史著述内容与社会现实政治的结合。在这一方面，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也是表现得最为典型的。
3、随着考古学的兴起而出现了真正的古代史研究。欧洲的考古学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这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学术界的一大贡献。意大利考古学是在14世纪以来人们崇尚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在不断认识到古代铭文、古代钱币等古物所拥有的史料价值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使得人文主义史学家有条件在注重当代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研究以往的历史。
同时他们对古代希腊·罗马时代抱有浓厚的兴趣，还企图从古典文化中找到可以对抗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史学的思想武器，为自己主张社会变革服务。人文主义史学中的这种自觉的历史反省精神，是专注当代史的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所不具备的，也是与中世纪史学中那种追求虚妄的人类古代历史起源的宗教性布道行为格格不入的。人文主义史学中所出现的古代史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兴起、以及可信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因而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古史研究著作，比昂多的《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4、疑古精神的发展与文献校勘学的兴起。在考古学兴起的同时，在基本相同的背景条件下，随着人们怀疑精神的日益增强，文献校勘学也随之兴起。人文主义史学家之所以要这样做，最初只是为了整理、刊布古典文化名著和揭露基督教会对历史的伪造，后来则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和一门学问。
它与考古学一起，成为当时学术界进行史料批判的2种主要形式，并为日后欧洲历史辅助学科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意大利文献校勘学的兴起是与洛伦佐·瓦拉对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这一历史文件的辨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5、历史传记体空前盛行。人文主义史学家在撰写史著的方法方面，也恢复了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盛行的叙述体，抛弃了单纯罗列史实的、简单的编年体；与此同时，他们还极为推崇历史传记体，以普鲁塔克的《传记集》为楷模、创作了很多传记作品，其中较为出名的作品有：佩特拉克的《名人传》、卜伽丘的《但丁传》、腓·维拉尼的《佛罗伦萨名人传》、伊·锡尔维阿斯的《名人传》、以及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等等。这种历史编纂体裁的盛行，既是古代历史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等人传统的复兴，更是当时社会重视"人"的社会地位这一时代精神的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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