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3-19
母校印象
第一节 省立十三中记忆
创办省立十三中学的回忆
刘少青
山东省立第十三中学于一九三一年秋在诸城创建，到一九三七年底停办，共历时七年，自始至终我担任了该校的校长。今年是建校五十五周年，而我也年已八十有九，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办学情景和教学生活，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我愿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我在十三中的亲身经历整理和记述下来，奉献给广大热心于此的读者。
受命建校
一九三一年五月，我正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任教务主任的时候，一天，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找我谈话，大意是：省里决定要在诸城建立一处六年一贯制的完全中学，调你去任校长，先抓建校，当年就招一部分学生，该校地处鲁东南几个县的中心，一定要办好。他还讲为建这个学校，诸、高两县争持不下，高密要出五万元(银元)，诸城只能出两万元，最后还是被诸城争了去。他没有讲诸城争了去的原因，我的估计除诸城地理位置适中以外，很可能与国民党的先烈王乐平、路友于(他们均是诸城人)等人有关。对于诸城，我并不陌生，我在省立一中上学时的同班同学路友于家是诸城，一中的学监李子明老师也是诸城人，我父亲的挚友邓登山民国初年曾在诸城任过县知事。诸城历代多名士，在我的印象上，那里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所以一听说要我去诸城，就一口答应下来。
经过短时间的准备，我偕同尹汇泉到诸城去了。尹汇泉是我聊城的同乡，我父亲的把兄弟。此人忠厚老实，廉洁奉公，办事干练，邓登山在诸城任县知事时，他曾跟随当过师爷，对诸城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选择他作我的建校助手是最理想不过的。
到了诸城，与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接了头，他们都表示非常欢迎，县长厉文礼表示，建立中学乃诸城民众之夙愿，定当竭诚相助，任何困难亦在所不辞。县党部的负责人许××和路谦叔也极表支持。许是我在济南女师的学生许崇真的哥哥，路是路友于的胞弟。畅叙一番，他们均愿尽地主之谊，为建立“十三中”效力。
学校校址定在城东南的旧文庙，那里有大成殿、明伦堂、藏经阁等古老建筑，还有旧军阀建的“九间房”。尽管房屋不多，但地点僻静，地方宽敞(约有七十亩地大)，是个较理想的场所，计划在这里建设一座有十八个班级、容纳七百多名学生的正规中学。校址确定后，县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和县党部等有关单位，组成了学校建设委员会，由我任主任，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施工。到八月底，建成两个教室和一部分教职员办公室、宿舍，招收了第一级学生两个班，十月份学校正式开学。 “九·一八”事变后，财政拮据，学校改为初级中学，规模也压缩为六个班级。从此即边建校，边教学，每年招收两个班，到一九三六年，学校改名为山东省立诸城初级中学。
机构设置和教职员的聘任
按照省教育厅的规定，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正常工作由校长领导，遇到重大问题校长召集全体教职员开会讨论决定。在校长领导下，学校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三个处，每处有主任一人，职员一至二人，分管教学业务、学生思想和行政事务工作。另外，设有童子军教练员一人，女生指导员一人，在校长直接领导下，专管教练童子军和指导女学生的工作。
当时学校对教职员实行聘任制，除校长和童子军教练员由省教育厅直接委派以外，其余均由校长全权聘任。为了使这处名列全省最后的中学不落人后，从受命之日起，我就在聘任教职员一事上动了不少脑筋。选才的条件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确有真才实学，有一定教学经验，能够胜任所任工作的。选才的途径主要是从我的同学、同事和老乡、朋友中遴选，也有的是通过别人介绍推荐的。
全校先后聘任的三十多名教职员，绝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水平都比较高。如训育主任崔季言，是我在省立一中的同班同学，北京大学毕业，我们俩很要好，又是一九二四年经路友于介绍在北京同时加入国民党的。教务主任姜寿千，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省立一中教务主任，教绩卓著。一九三二年当他离开一中时，烟台八中、济南一师和我同时聘请，他自愿跟我来到了十三中。历史教员孙备五，是我在北京高师的同学，为人老成持重，学识渊博，且精于英语，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师。理化教员辛星垣，北京高师理化部毕业，教理化很重视学生实践，在理化仪器不多的情况下，指导学生自制简单仪器，那时收音机还很少，他竟亲自装配了一台五管收音机。图画教师张愚谈不但是全省著名的国画家，而且还擅长军乐，是十三中军乐的创始人。体育教员齐哲，上海东亚体专毕业，是体育上的多面手，他热心指导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出现了不少球类和田径健将。七年间任教的各科教师都能胜任各自的工作，没有发生学生抬教员的事件，也没有因不胜任而被解聘的。当时教职员的待遇主要是按教时计酬，校长月薪一百五十元，每周兼课六小时以内不另加薪。各处主任月薪六十元，兼课每周一小时月薪加发五元。各科教员每周任课一小时，月薪五元，一般每周任课二十小时，月薪可得一百元。兼任级任教师的，每月补贴十元。职员月薪四十元，兼课同教员一样按教时讨酬。实行计时制，调动了教职员的积极性，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力。
从严治学 培育人才
十三中从开始成立就坚持从严治学，无论作息、考勤、考试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学校每天早晨举行集体升旗仪式，然后二十分钟的跑步，傍晚降旗，晚上两小时自习，九时熄灯。每星期一举行纪念周，唱国歌，背诵总理(孙中山)遗嘱，校长讲话。每星期六下午进行大扫除。这些都是固定不变的。学校规定学生每天下午降旗前不准离校，其它时间离校需要请假，并在传达室挂上名牌。如旷课时间占三分之一以上者即予除名。学校对考试、升学、毕业要求很严，有临时考、月考、期考、毕业考等各种考试，考场有舞弊者，试卷得零分。国语、数学、英语三门主课有两门不及格不准升级，有一门不及格不准毕业。一九三四年十三中第一级学生毕业时参加全省会考，数学平均八十多分，全省第一，二班学生王希坚各科平均八十五分，是全省毕业生的佼佼者，受到省教育厅的通报表扬。
学校里对学生的体育活动相当重视，对此，我有深刻体会。我在北京高师上学期间，因学生只顾埋头读书，毕业时同班的三十名同学，就有五、六名累得吐血，踏上社会不久，有的竟壮志未酬身先殒。惨痛的教训使我看到，办教育一定要抓好体育，没有好的身体素质，学识再多也无用。有鉴于此，来到十三中我就把开展体育活动和参加体力劳动作为一件大事，与教职员们一起带领学生开辟了东西两个操场，一个作球场，另一个作田径场，添置了多种体育器械，要求每个学生至少每周参加两小时的课外体育活动。所以那时十三中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是不错的，学生的体质也是好的，曾经派代表队参加过省里的运动会，学生的跳高、百米赛跑和三级跳远在全省是前几名的。
那时还注意了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各级学生都有《公民》课(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课)，进行道德品质教育，讲三民主义，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讲孝敬父母，尊重师长，团结同学。发现不良倾向，随时进行纠正。每个学期结束，都由级任教师对每个学生作出操行评定，并开展“三优” (学业、操行、体育)和“两优” (学业、操行)评选活动，评选出的学生颁发奖状，在全校表扬。
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学校里有一支很像样的军乐队和雅乐队，有铜鼓、管号和京胡、二胡、笛子等乐器，经常举行演奏会。一些文娱活动骨干分子还组织了话剧团，利用课外时间排演节目。每两周利用一个星期天，由学校集体组织郊外旅游或越野赛跑。这些活动对开扩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勤俭办校，绿化环境
学校自建立之日起，就非常注意勤俭办校。凡是自已能办的事情，尽量自已动手，能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尽量为国家节省开支。当时所有学生每周都有两小时的劳动课，一小时的劳作课，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和课余时间，组织师生平操场，修道路，建花坛，种菜园。学校东西两侧原有两大块空闲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破砖碎瓦，遍地皆是，师生们经过自己的劳动，削高垫低，改造成两个平平展展的大操场。学校里还开辟了二亩菜园地，种植茄子、扁豆、西红柿、大白菜，各班学生由教师带领轮流管理，所产蔬菜师生分食，教职员伙房基本上不用买菜，学生的吃菜也解决了一部分，从而改善了生活，降低了生活费，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学校建设由于受经费的限制，进展不快，有一次相州的王翔千先生到学校看望子女，我与他谈起这个问题，他提出利用劳作课发动学生搓土坯的建议，我们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组织学生搓了大量土坯，在学校后面，采用外面砌砖，里面衬土坯的办法，建起了两处教室和学生宿舍。
学校里很注意节约，在开支上处处精打细算，严格把关。一九三二年初，尹汇泉为节省取暖费用，不用带烟筒的炉子，而用木炭代煤，结果不幸中毒身亡。当时更严禁受贿，一次传达员叶盛林受瓦工队长李素云十元钱的贿款，学校立即将其开除。叶不甘心，联合其他工友罢工，教职员们只好亲自动手干勤杂事务，学校照常上课，并未受到影响。
为了给师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教学和学习环境，在我的倡导下，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绿化和美化活动。全校建起了两处花坛，一处花园，先去曹州买了二十多种牡丹花，建立了牡丹池，后陆续地添了梅花、茉莉、杜鹃、月季、栀子、樱花等多种花卉。每当春季来临，各种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万紫千红，确实别有一番情趣。我爱花，尤爱菊花。学校里引进和培育的菊花达四、五百种之多，其中不乏名贵品种，记得一种名为“玉盘托珠”的品种，花朵直径达三十四公分。每逢菊花盛开的时候，学校里总要举办菊展会，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一九三六年，天津《大公报》副刊以半版的篇幅登载了菊展会上的一角，《北洋画刊》也登了一些名菊的照片。除了每年春季植树以外，从第二级毕业学生开始，要求每人在毕业前植一棵纪念树，所以学校绿化一年比一年好，一九三七年事变前夕，整个学校已经基本上绿树成荫了。
结合美化环境和生物教学，学校里还饲养了一些小动物，有大雁、鹅、野狸子和虎皮鹦鹉等。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学校里买了六个南泥大缸饲养金鱼，有的品种白的银白，红的赤红，有一种“当朝一品”的名贵品种，全身银白，头顶上三个鲜艳的红点恰似个“品”字，十分可爱。学校里每年繁殖金鱼幼苗数千尾，全都提供到社会上去。
学校自一九三四年起，靠卖菊花每年收入一百多元钱，这笔钱再用来植树种花，进一步扩大了绿化和美化的规模，实现了学校公园化。
师生的爱国热情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我东北三省。这时第一级学生刚入校，国难当头，人人心头上都象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当大家得知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张学良还在北京安闲的跳舞时，沉闷和忧郁顿时变为愤怒。师生们课余班外议论纷纷，大家办壁报，演话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是由于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严密控制，学校未能公开举行声讨会，也没有组织大的宣传活动。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不断增强，抗日救亡活动逐步深入。一九三六年傅作义绥远抗战开始以后，全国各地都发起支援，学校里也起草了援绥活动计划，一方面在师生中开展募捐，另一方面组织学生分成若干宣传队上街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支援绥远抗战。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师生们的抗日怒火更加炽烈，全校师生整队上街宣传，在西河滩上搭起台子，演出了《一片爱国心》等话剧，一连演了三天，观众成千上万。
当时国民党执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开始师生们都不理解，表现出一种彷徨苦闷的心情，后来渐渐的从迷茫中觉醒，开始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向往光明、要求进步的情绪在一部分进步师生中不时表现出来。一九三二年日照的党组织发动了五莲山起义，十三中一级学生赵金声暗暗前往参加，结果没有赶上。不幸此事被国民党县政府知道了，要逮捕赵金声。县长李承绶因其子在十三中上学，不愿去学校直接逮捕，特通知我将赵金声送去。在送的途中，我告诉赵金声：你不要怕，我设法救你，就说你精神不正常。见了李承绶，我对李说：这个学生很老实，有时说话不正常，请你多加关照。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找李承绶要求释放赵金声，李说：我不当家，你可直接向县党部求情。我接着去找了县党部的赵季勋，请他从中活动，尽快释放，赵当场应允。后来我以为赵金声释放回家了，没有再详细过问。谁知赵金声又被从诸城转到了济南，不久在济南监狱病死。这事是过了多年以后我才听说的。
赵金声一事对学校震动很大，我也感到很被动。此后我与训育主任商量，要摸摸学生的思想底子，避免再发生类似事情。那时我抱着个一心办教育的想法，不想过问政治。对一些进步教师的言行，怀有同情感，但又不敢公开支持，只好息事宁人，对内防范，对外保密。记得教务主任姜寿千曾多次说，那个“新生活运动”的标志就象在牛阴户上捣了一拳。孙备五老师当着崔季言的面常说，我又骂你们国民党啦。有一年，理化教员辛星垣在青岛纳了一妾，名叫王风英，此人思想进步，知识丰富，对鲁迅著作相当熟悉，而且常常与进步学生接触，当时不少人知道她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对外谁也没有声张。果然，七七事变以后，她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由于我胆小怕事，也曾做过一些错事。对于赵金声一事，屈从于县执政当局的压力，把他的族兄赵金城劝退离校。学校的劳作教员姜宝鼎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经常教学生唱进步歌曲，如《大路歌》等，还指导学生演出进步剧。一九三五年领导学生元旦演出，引起了县反动当局的注意，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对学校不利，便不让其再指导演出。大约在一九三六年的寒假期间，抓着他引暗娼来校住宿的错误将其辞退，此后姜宝鼎便到莱阳第二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去了。
“七七”事变所带来的厄运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学校照例招考新生，这一年报考的学生特别多，达到七百多人，而学校只能录取一百人。落榜人数太多，家长们纷纷要求学校增设自费班。为此事我几次向省厅请示，均未获批准，一怒之下，向何思源提出辞职，又被留任。经与教职员们反复商讨，最后决定多收一个班，增加新生五十名，教员们干尽义务，不收钟点费。正在此时，鲁西北各校开始奉命南迁，诸城离前线较远，照常上课，同时作好南迁准备，演习行军、野餐，并警惕敌军空袭，挖防空洞，作防空演习。十一月间，莱阳省立二乡师、烟台省立八中、掖县省立九中、蓬莱省立八乡师等学校的部分师生南迁途中，路经诸城，到临沂集中。不料他们到达临沂后，因负责南迁的省教育厅督学吴兰圃在济南病故，一切无人过问，一部分师生又经过诸城返回家乡，这给本校的师生泼了冷水，南迁的愿望渐渐消失了。
十二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占领黄河北岸，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此情况下，学校只得暂时停办，教职员工和学生也只得暂时疏散回家。离校时，每个学生带走一套课桌凳，教职员每人发了五十元钱的历年结余，只留下崔季言、崔隆春和诸城人李子方、丁文千看守学校。临别前夕，师生们满怀悲愤，依依不舍，最后各挥泪而别。我同教职员姜泽生、秦文郁、程省三、庄肖颜、张著生、张愚谈等乘胶济路最后一次车去济南。后来崔季言、崔隆春也离开了学校。一九三八年春，诸城以至整个山东均遭沦陷，刚刚创建七年的省立第十三中学，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不幸夭折了。
十三中停办至今已四十九年了，值得庆幸的是绝大部分教职员解放后仍在从事人民教育事业，就我所知，孙备五“文革”前曾任曲阜师范学院副院长，姜寿千曾任教师进修学院院长，齐哲、阎仲容任山东师范学院教员，崔季言、庄肖颜、程省三、张纫素、许杰民等均任过中、小学教师，我本人也在济南十八中执教到离休。现在这些人中除少数几位尚健在外，多数已经作古。当年十三中的学生现在也已进入花甲或古稀之年，他们中许多人都曾在我们的党、政、军中担任过要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每念及此，我便感到无限的欣慰。
附记：本文成文于1986年，是根据作者谈话录音和文稿整理而成，发表前又经过本人修改和补充。
回忆十三中的学生生活
王希坚
我高小毕业那年，正赶上十三中在诸城开办后第一次招生，那时候中学少得可怜，省立的中学加这一处全省共十三处，大半还只有初中，不过省立的学校到底条件好一些，我能考进这所学校就是很幸运了。校址是原先的文庙，开始设备很不全，不过聘请的教师还是有相当水平的。我们的级任老师孙备五，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肤色黝黑，没留起来的胡须满腮连鬓，教课循循善诱，他担任英语和地理两门课程。英语是我们学生最吃力的一门课，他教得非常耐心，每天批阅我们的日记和学习笔记，还经常找我们个别谈话，询问我们的家庭情况和学习中的问题。后来才知道他抗战后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解放后担任过曲阜师范学院的副院长，我在一九五四年省政协工作会议上见过他一面。
姜寿千是我们的第二任教务主任，兼教语文课，他身材瘦小，皮肤白晰，没有胡须，讲课声音像女人般地尖细。他对古典文学很有修养，在当时教育界颇有名望。抗战后他一直参加革命队伍，长期担任胶东公学校长，对解放区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体育教师齐哲各项运动都有一定基础，在他的培训下，学生中出现了一批较好的运动员，如王国栋的跳高，孙朴心的三级跳远，王桂本的撑竿跳高等曾在全省名列前茅。美术教师张愚谈也很长于专业，学生中素描、水彩画、书法、军乐等活动一时都很活跃。
我们的校长刘少青虽然政治上不表现什么进步色彩，但他是重视人才、专心教育事业的人，他兼任数学课，我当时数学成绩最好，就一直受到他的器重。全国解放后他回到济南仍在教育界任职，退休后潜心研究花卉栽培，八十多岁身体仍很健壮。
我升学的那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年度，各学校学生中成立过救国联合会的组织，我曾经被选为代表参加过一次小型集会，各校的代表也进行了分工。不过以后再没有活动，这显然是一个应景的官办机构。当时十三中只有新招的两班初一学生，人数不多，年龄较小，在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不可能搞什么组织活动，故一直是平静的。只是在五莲山暴动那年，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赵金声，独自一人到山上联系，被官兵岗哨抓获，不久死在监狱里，他的哥哥赵金城因此被迫退学，在学生中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就平息了。
虽然如此，青年学生都是有热情有理想的。他们在学校时不断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抗战爆发以后，在中共临时县委领导下，第一批参加游击队的就有王国栋(鲁平)、孙寿珍(朴风)、张维桢(张翼)、宫树荣(钧民)、王茴(王绩)、王乃祯以及低年级陈廷柱(陈先)、徐崇孝(徐炜)、王稚云（王洛）等，以后参加抗战的王东年、刘子平、王平男(新宇)、王启午、王启庚、李玉淑(奉倩)、王平权、赵振策等。此外有一批毕业的学生曾留在青岛等地教书，解放后也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如王鸿坚、裴景颜、王季娴、郑秀媛等，这些是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
经过十三中培养教育的大批人才，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部做出了很大贡献，如王东年曾任滨北行署专员，张翼曾任航校政委，王乃桢曾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徐炜曾任军政委，陈先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王洛曾任济南军区政治部部长，孙朴风曾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鲁平曾任胶东日报社长，宫钧民和王绩长期在中央教育部工作等，他们的成长都和十三中的培养教育有直接的联系。
在十三中求学的三年中，正是我求知欲望旺盛，学习打基础的时期。记得刚入学时，有一位姓秦的老师介绍给我看的第一本书是李何林论鲁迅的论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鲁迅这个名字。以后鲁迅的著作如《三闲集》、《二心集》直到《为自由书》，我们都争相阅读，也读过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的作品。不过我那时学习的兴趣主要还不在文学方面，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我几乎每天都翻一翻，数学方面我曾经废寝忘食地钻研过尺规作图问题和伽罗华的群论，哲学、社会学方面我曾似通不通地死啃过普列汉诺夫那本《史的一元论》和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发展史，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都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十三中堪称是我少年时代渴求知识的摇篮，直到今天在我脑海里还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初，我参加游击队进驻城里，恰巧是驻在十三中那个空荡荡的大院里，校舍已经无人管理。在百忙中我还找到了那个堆放着乱糟糟的图书的小屋，这时已无暇去抓寻宇宙的无限奥秘，临撤离时我只恋恋不舍地带走了两本厚厚的书，一本是申报出版的中国分省详图，一本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当时想的是我们可能要走遍天涯海角，也许要爬雪山，过草地，也许能到延安，所以就把这两本书紧紧带在身边，一直带了好几年。
抗战胜利以后，每一次来到诸城县城，总是要去看一看度过少年时代美好生活的母校旧址。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十三中的故地残破荒凉，只是多了几幢日本人用三合板搭盖的房子还未拆除。第二次是一九六三年，十三中旧址已改成师范学校，大部房舍都改建了，只有后面的“九间房”还依然如故，这是我们当年的学生宿舍，在这里曾经度过我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的生活。第三次是最近，一切旧的痕迹都没有了，但我和几个老同学还是进去转了一圈，重温了一次中学时代天真幼稚的那一段生活。（作者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满怀激情话母校
宫钧民
每当我回忆起几十年来的革命生涯时，就很自然的联想到省立第十三中学，她对我青年时代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缅怀自己的母校，但毕竟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许多事情已记忆不清，只能作一梗概的记述。
（一）
省立第十三中学，是一九三一年在诸城建校的，当年秋季开始招生，第一级两个班，共八十人。该校是当时在烟台（八中）、益都（十中）、临沂（五中）、泰安（三中）这辽阔地区中间的一所省立最后名次的中学。她为诸城、高密、胶县、安丘、沂水、莒县、日照等县青年就近升学，提供了方便条件。那年我十六岁，恰巧在县立第一小学毕业，能够不出县城就到省立中学读书，自然十分高兴。
学校开办时（直到最后）的校长是刘少青，教导主任孙在衡，以后为姜寿千，训育主任崔季言。第一任事务主任尹汇泉于当年冬用木炭取暖，因一氧化碳中毒死去，其继任人是崔隆春。教员队伍比较强，其中不少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校校舍是在旧文庙的地址上新建的，旧的房屋能利用的只有大成殿、明伦堂、藏经阁以及不属文庙建筑的“九间房”等少数平房。新校舍从一九三一年春开始筹建，到一九三四年第一级学生毕业时，除教职员宿舍和办公用房之外，已有六个教室。学校设备是从无到有陆续添置的。理化仪器较少，连教员上课作实验都不能满足需要，更谈不上学生自己进行实验了。图书馆虽也属新建，但发展较快，除订有一部《万有文库》陆续到书外，学校也很注意当代名家著作的购置，其中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著作，只要出版，大多可以从学校书架上找到。初中的课程负担不算很重，在课外我贪婪地读了许多名著，对鲁迅的著作特别感兴趣。他的战斗杂文，犹如犀利的投抢、匕首,读起来令人感奋。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社会阅历极其肤浅，对作品中的含义有很多是似懂非懂，或者简直不懂，但也一直细心地读下去。从那时起，对鲁迅的著作就养成了一种癖好，直到以后的几年，凡是听说有他的新著出版，总要借来或买来阅读的。当然也看了一些对青年人益处不大的书。但总的说来，我在初中三年间的课外阅读中，从写作到思想都受到了一定的教益。
（二）
学校从领导班子到教师，一般说都是认真办学的，所选用的教材也都是要求较高的。如英语选用的是开明英语读本，算术选用开明教本，几何选用“三S”几何，语文为自选讲义，其中古典文学占一定比例，近现代的也多是名家作品。学校对学生的语文读写能力的培养较重视，除课堂教学外，还指导学生办壁报，进行作文竞赛，使同学们受益匪浅。我的语文、数学和外语，就是在这时打下了一点基础的。
旧社会的学校，一般说来是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的，当然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了。但十三中学却比较重视课外劳动。刚刚建校时的旧文庙，到处是断垣残壁，破碎砖瓦，连一块平整的土地做操场都很难找，于是学校就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清除瓦砾，平整场地，用自己的双手建起篮球场和网球场。这些义务劳动不仅节省了学校的开支，加快了建校进度，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劳动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后来，当我们漫步在宽阔的操场上时，往往都有一种舒心的自豪感，因为它饱含着我们辛劳的汗水。在义务劳动中，刘少青校长给我的印象至今难忘。他平时经常穿着西装，手上还戴有一枚金戒指。虽然这样讲究排场，但每到劳动时间，他总是把西装一脱，拿起工具就和同学们一块干起来。这对全校师生无疑是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带动。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