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9
1937年，毛泽东44岁。
1937年10月3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作检讨报告。
毛泽东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的实质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此后，陈昌浩逐渐从历史上退隐，少有人关注。
回想他的人生遭际，颇令人感慨。
1906年8月，陈昌浩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在武昌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在武汉地区坚持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
1927年9月，经组织选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柏生（陈祖泽）之际，陈昌浩为腹中孩子取名“洋生”（陈祖涛），意为“父亲留洋之际出生”。
到苏联后不久，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
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陈昌浩又被任命为红4军政委。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25岁。
1931年12月22日上午，陈昌浩乘坐着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四川军阀刘湘的座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鄂豫皖苏区宜化店境内，为我所获，苏区军民命名为“列宁号”，是为我军第一架飞机），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品，炸得敌人魂飞魄散，从心理上摧垮了敌人的防线，使红军很快就攻占了黄安城。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著名战役。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被迫率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大巴山区。在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后，他们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部的“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在旺苍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确定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任参谋长。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委、总政治部，徐向前为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反四川军阀刘湘部“六路围攻”作战及嘉陵江战役等重大战事。
——这大概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了。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3月，陈昌浩直接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把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成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
在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有了夺权的想法。
1935年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
为维护两军团结，稳住张国焘，中央军委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9月9日夜，形势紧急，毛泽东对陈昌浩做最后的争取后，带领红一方面军连夜离开。
关键时刻，叶剑英除了送密电给毛泽东，还坚决跟随毛泽东北上，徐向前在关键时刻说出“红军不打红军”的名言。
而陈昌浩，率右路军主力追随张国焘南下。张国焘另立“中央”，陈昌浩实际上是认同张的行为。
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力促张国焘再次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中央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来宁夏战役改为西征。1936年11月，西路军分三纵队西进古浪、永昌、山丹。
初战告捷，但在马家军优势兵力围攻下，西路军接连失利。到1937年2月，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
17日中央复电陈徐，同意抚邻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并指出： “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月21日晚，在陈昌浩顽固坚持下，已经突围的西路军重返倪家营，致使部队在马匪围攻下损失惨重。
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
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被迫突围。3月14日，西路军仅剩3000余人撤进肃南县石窝山，并在此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分散行动。
1937年6月，陈昌浩历经坎坷，辗转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的愿望难以实现。
无奈之下，陈昌浩回到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然后赶赴陕北，接受组织的安排。
参考文献：
《毛泽东年谱》
宋凤英：《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情感世界》
罗学蓬：《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跌宕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