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丫环奴婢都能做得一手好针线。
“针线活儿”是展示女性才智与才华的独特载体。
自古以来，女子通过针线寄托深情厚谊，并逐渐形成了以绣物为媒介来传递爱意的表达形式。
好“针线活儿”就意味着妇德。
女红（也称为女事，旧时指女子所做的针线、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主要劳作与事业，典籍著作中对此常有描述。早在《墨子·辞过》中就有“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的记载。《前汉·景帝纪》中“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和《管子·七主七臣》“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女红（或女工）则成为一种专指，意为女性所作的纺织、缝纫、刺绣等活计及其作品。《木兰辞》开篇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用纺线织布体现花木兰的女性身份。《西厢记》第一本楔子：“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女工针线是女主角崔莺莺的首要才能。
唐代诗人秦韬玉的《贫女》诗：“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此一生都在缝补浆洗中度过，须臾不离女红的生活便是社会女性群体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中甄士隐的妻子、贵族家的丫环们由于生活窘迫，她们不但需要学习很多门类的女工，而且还要尽可能精，以为谋生的手段。深处名门的大家闺秀们对女红也十分偏爱，不乏将其与琴棋书画等才艺并重。由《红楼梦》中探春给宝玉缝制鞋子、晴雯为宝玉补裘、宝钗给宝玉绣肚兜、黛玉为宝玉绣香袋等描写，可推断出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丫环都能做得一手好针线。
作为展示女性才智与才华的独特载体，女红在文学名著乃至诗词歌赋中多有体现。从古诗十九首中的《客从远方来》“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迢迢牵女星》“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等散见的溢美之词，到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天仙配》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抑或是《游子吟》中的千古绝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等，皆可见一斑。
这些文学作品中对女红的描写，不仅使得文学作品本身更加生动有趣，同时表现出女红艺术多彩的样式，带有重要的审美意味。从女性精湛的女红技艺甚至可以窥探出人物的独特个性魅力。《红楼梦》第三十五回中就有一段精彩描写：
莺儿道：“汗巾子是什么颜色的？”宝玉道：“大红的。”莺儿道：“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么？”莺儿道：“松花配桃红。”宝玉笑道：“这才娇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莺儿道：“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
宝钗道：“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
这段宝玉请莺儿为他的通灵宝玉打梅花络的情节，引出莺儿的“色彩搭配论”来。丫环莺儿的配色主张不同于薛宝钗“杂色断然使不得”这种贵族小姐的审美标准。宝钗的色论虽然沉稳大方，但颜色的高低贵贱判断却是因循守旧的。莺儿个性聪慧机灵、率真单纯，她的配色都是和谐、明快、大胆的，充满了洒脱的青春气息，烘托出其人物性格。
莺儿在颜色搭配上的一番高论着实让人叹服：大红与黑色相配、松花与桃红相配、葱绿与柳黄相配。葱绿与柳黄，黄与绿穿插在两种颜色之间，优雅低调、含蓄协调，既不乏富贵气息，又颇富层次变化；松花配桃红的对比色是民间寺庙彩绘及传统戏剧服饰里奉为经典的配色关系；大红与黑色，甚至与现代时尚设计配色如出一辙。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对一幅苏绣作品从绣稿的形式、题诗落款和色彩以及用途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解释：“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从细腻的做工、雅致的颜色搭配反映出江南女子所特有的小家碧玉、浪漫温柔的性格，而且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绣者用其高超的女红技艺带给观者愉悦的精神感受，超越了实用层面，达到了心灵上的自由境界。
古以来，女子通过针线寄托深情厚谊，并逐渐形成了以绣物为媒介来传递爱意的表达形式。用针线等原始简便的工具材料，将自己内心的情谊诉诸于刺绣行为之中，充满人文气息。《红楼梦》中数次出现将绣物用作传情信物的描写。如贾宝玉只把林妹妹绣的荷包挂在袄衣上来表达他对黛玉的爱慕之情；又如贾瑞借荷包来搭讪传情，接近王熙凤；再如贾琏与尤二姐，也是通过传递荷包来定情的。
女红传情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十分常见。《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为丈夫焦仲卿做了件绣花的齐腰短袄，希望丈夫时常想念自己“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诗经·唐风·无衣》“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描述的就是女子通过缝制衣服来表达自己的爱。
与女红相关的片段在诸多文学著作中举足轻重。女性为之倾尽才情，文人可谓不吝笔墨，探其深层缘由，女红艺术所映射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女性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地位，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女红意味着妇德。班昭《女诫》中“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为史湘云参考题诗时说： “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即便是薛宝钗这样博学多才的女子也是将女红与德行并重的。
与男子接受的儒家教育不同，传统女子接受的是“闺阁教育”，即仅在自己闺房中从事单调的活动，仅与来往相近的女性交流，仅有的知识也就源于刺绣内容的人物、故事和道德准则等。在做女红的过程中，女性温婉、典雅、细腻的气质投射在衣装、纹样上，成为女子之间独有的语言交流载体，她们用这种独特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希冀写得清清楚楚，她们多善于以己度物，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去体悟和感知现实世界。
女红的题材多为吉祥美好的象征物，女子从事女红时灵魂得以熏陶。女红的做活要求心静，必须全神贯注，女子在一针一线的精心琢磨中领悟和吸收图案的内容，培养娴熟、温婉的品德，这种沉着内敛的教化与主流的儒家品格高度统一。女红的品相要求精细，女子在高度精密的活动中造就出细腻温柔的女性美。自古以来，女红做得好的女子一般也是品性贤良的好女子。
我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造就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广大妇女用女红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装扮生活环境，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为华夏文明增添文采风华，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