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宪是位身材修长、体格健壮、精力充沛、思想敏锐、沉稳机智、富有修养和同情心而又寡言少语的人。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具有人情味。他曾对同事说：“我的座右铭是三真：即真知、真实、真理。求学问要真知，做实验要真实，为人要始终追求真理。”他的一枚图章上刻有“博学、审问、慎思、试验、明辨、笃行”的字样，这既是他一生的追求，亦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个性品质中有许多优异过人之处，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始终不渝地追求尽善尽美，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他总是这样要求自己。他的同事说：“无论是他发表论文，还是审阅别人的稿件，对文稿中每一句话，每一个数据，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仔细地推敲、修改，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他对完美的追求不但体现于他的事业中，而且体现于个人生活中。
渴望
他渴望并寻求完美和谐的家庭生活。他与第一个妻子结婚前素不相识，婚后随即赴美学习，一去九年，期间屡次写信回家，要求妻子上学读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要求未被采纳，因而夫妻彼此间各方面志趣相差之大可想而知。回国后的第一年，吴宪不仅要忙于工作，而且还投入了很大精力和时间来帮助、感化妻子，以期消除双方间的隔阂，使她能与自己志同道合地共度人生，然而他的努力还是失败了。最后他不得不做出痛苦的结论：这是场原本不该有的婚姻，应当解除它。当时离婚需要很大的勇气，为了双方长远利益，他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误解，征得妻子同意，解除了婚姻。以后，他在工作中结识了严彩韵女士，她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严范孙的侄女，少年时在天津中西女中读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是该校第三届毕业生，毕业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食物化学与营养学，l922年获硕士学位后受到推荐，于1923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当助教。在共同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她与吴宪志同道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进而结为夫妇。从恋爱结婚到吴宪去世的35年共同生活中，他们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们相互奉献，彼此合作，在安宁与和谐的气氛中共同培养了5个孩子，也一起绞尽脑汁解决生活中的难题。美满的婚姻给吴宪的研究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活力。他热爱他的家庭生活、热爱妻子、热爱孩子。与他过从甚密的朋友们都知道“没有人比吴宪和他的妻子彩韵更能欣赏家庭的乐趣，兴趣盎然地分享家庭的温馨，……没有人比他更能为自己的孩子们而骄傲、快乐”。知情者认为，吴宪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总是在生活的关键之处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做出过许多这类选择，其中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与严彩韵的结合。在事业上，彩韵是他的助手、同事和顾问，他们曾在一起做实验并联名发表论文。他一生发表的生物化学论文中有80%以上是在他们结婚以后发表的，其中关于营养学的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就是由严彩韵的研究起步的，著名蛋白质变性的研究也是最先与严彩韵合作。而他对中国社会及科学问题的种种关注及兴趣的扩展也是发生于他们婚后。
对家人
吴宪对子女的爱不是仅限于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更注重于教育他们如何做人，怎样自食其力。他的子女们在谈到父亲时对此都深有感触。长子吴瑞回忆说，有一次“父亲把我们五个子女叫到炉边，对我们讲英文‘投资’（investment）这个词的意义。他很兴奋地说：‘叫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是最好的投资，它在你们身上会存在一辈子，而且听你享用一辈子，所以我不给你们留下什么物质的东西，因为那对你们有害无益。我不给你们钱，而要设法为你们得到能够接受的最好教育，这样你们以后就能独立生活。’”二女儿吴婉莲说：“他尽心尽力使我们五个子女都受到全面的教育，因为他认为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受到很好熏陶的心灵和完好的身体。”三女儿吴婉明写道：“每当吃过晚饭，我们还没离开饭桌时，父亲就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怎样堂堂正正地做人，自我克制和不放纵是他常讲的内容。”总之，吴宪希望自己的子女日后都能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过上美满的生活，并贡献于社会。
人格与情操的修养
除了事业及家庭生活外，吴宪还注重自己的人格与情操的修养，无论言谈举止，交友处世，处处显示出“绅士”风度；无论怎样生活，都使其具有意义，并有科学性。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个很有修养的人，具有很强的克制力，总能完美地驾驭自己的情绪，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掌握分寸，心胸开阔，能与人友好相处，极富同情心，对朋友真诚相待。他的学识才华和高尚的品格使他赢得了许多朋友，其中既有他的严师、上司，又有他孩子的朋友。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集真正的科学家和绅士、哲学家为一身，把东西方文化的长处完美、有机、和谐地融为一体。吴宪的个人兴趣很广，业余生活充实多彩。他十分喜爱体育运动，自从在波士顿当学生起就是如此，骑马、游泳、打网球、溜冰、跳舞、散步……他样样爱好，为此也享受到健壮的体魄给他带来的好处：他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前，从未上过医院，并且在多年工作中总是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干劲。他还常常吟颂一些自己喜爱的中国古诗，或者写诗（幼年受到的教育使他有较好的中国文学功底），以此为消遣放松。他收集各种名贵瓷器，并经钻研，成为这方面的辨伪行家。他喜爱建筑设计和营建花园，1934年他在北京朝内南小街芳嘉园买下一座清皇室的府第，经过他的一番精心设计、翻修改造，使其成为一所既是中国式样，又有现代设备的住宅，院内还修了一个小游泳池。吴宪曾在这所富丽堂皇的住宅中接待过不少中外医学界知名人士。他有很强的审美观，在设计建筑和科学仪器时都善于使其有较强的艺术感。退休以后，他依然保持着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通常在上午进行写作或自修高等数学，并将之用于退休前所做的实验结果的分析中，写成论文发表；写成《科学生活导论》的初稿，并开始写几部关于中国书法的演变、汉语的语音以及世界和平的手稿（均未完成）。在波士顿居住期间，他还常与夫人一道去哈佛大学医学院参加学术研讨会，迁到布鲁克莱恩新居后，他一面在住宅旁的小园中种植花草，并对居室做些小规模装修，一方面还自修西班牙语，并达到能收听广播和阅读书刊的程度。总之，他毕生都在不断地进取、充实，自我完善。
事实上，吴宪把事业当作他整个生活中的一个环节，他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所有环节，使之能协调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和完善的个人修养促成了他事业上的不断成功，而事业上的成就又为他和他的家庭增光添彩，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贡献
然而，吴宪并不满足于个人成就及家庭生活，他处境虽优，但对国家前途命运甚为关注，对人民的生活疾苦甚为同情，努力尝试通过科学和自己的行动来为拯救、振兴国家，为改善人民生活做出贡献，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乃至生命，充分体现出他的爱国热情。例如，他研究营养问题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营养不良问题，以希望能由之帮助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除了研究论文，他还撰写一些有关营养问题的通俗文章，发表于《独立评论》和《科学的民族复兴》等书刊，为了维持人民健康，1938年，吴宪根据当时国民经济情况，主持制定了国内第一个《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标准。l932年，日本继侵占我国东三省后，又进犯了热河。面对民族危机，吴宪开始感到，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科学研究和其他促进人类幸福的事业就无从提到。他常与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陈之迈，吴景超等朋友聚会，交换、讨论对国际国内各种形势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参与创办了当时国内颇具影响的《独立评论》周刊，并以“涛鸣”为笔名，在该刊上先后发表过13篇文章，针对当时形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个人见解。日军关闭协和后，以家庭和经济条件而论，吴宪是可以从此闭门读书，安度其晚年生活的，然而他不甘心在敌占区苟安。他的夫人严彩韵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1944年初，他获悉重庆政府希望他到那儿去组建一个营养研究所，就立即开始着手准备这次到大后方的漫长而危险的旅行。“这意味着将要经历数周乔装旅行：乘火车、赶大车、搭炭车和步行，以及在简陋的小客栈过夜。当然，与离开北平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得绝对保密。他对所有可能遇到的危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认为，完或这项特殊使命来为国效劳是他的职责。1944年3月16日他离家时的分别是伤心的，因为他和妻子心中明白，此去他们也许再也不能相见，”到“4月10日抵达重庆时，他已制定出建所计划”，一达目的地便开始付诸实施。同样，由于美日宣战，他不久奉命赴美的旅途也充满了危险，“取道澳大利亚，经过64天才抵达洛杉矶，”在美期间，他四处参观考察，奔走洽接，为战后重建中国尽职尽责、积极工作。在一次分配战后救济物资会议上，美国卫生当局有人提议给中国儿童豆粉即可，无需提供奶粉，声称中国人的肠胃只适应于素食。吴宪闻之极为愤怒，当场予以驳斥。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后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遣到中国的运送救援物资的船上都载有奶粉。抗日战争胜利时，吴宪正在美国，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关于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前后的消息，表明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他晚年虽然定居美国，但终不肯加入美国籍。
人类的命运与世界和平
吴宪不仅是位爱国者，他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与世界和平问题也甚为关注。目睹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深重灾难，他多次与朋友讨论、探索用科学的方法改造世界，促使世界和平的途径。他晚年所写的书稿《科学生活导论》就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晶。他用在实验室里处理生物学问题时采用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世界问题，认为“在各种形态的组织中，不论是一个细胞、一个器官、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合作单位的互相依赖和他们之间的分工都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两者的要素都是协调和团结一致。但个别和集体活动方面都有最适度的分野，能使各阶层生物的或社会的总和，得到最高度的建全。应用这最适度原则可博得个人健康，也可以同样使世界和平得以实现。”吴宪在书中明晰而秩然有序地提出了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实现上述目的，并列举了具体途径。尽管他的理论与方法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要达到他所指示的目标甚为不易，亦不现实，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他的议论和建议对每一个关心这类问题的人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