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08
1924年，“我”在S城的一石居酒楼独自喝酒，偶遇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吕纬甫，一起喝酒聊天，然后分手，各回旅馆。
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结束的这一特定实际时期，新兴知识分子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不像之前那么情绪高涨，和“五四运动”一样，就消沉了；另一部分则是像鲁迅这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10年，“我们”一起在绍兴中学堂当教员。
1914年左右，“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
1914－1921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1921年，吕纬甫搬家到太原，在一同乡家里教“子曰诗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
1922年，吕纬甫回绍兴接母亲到太原，在阿顺家吃了一碗荞麦粉。
1924年，再次回绍兴，给弟弟迁葬，并给阿顺送剪绒花，在一石居偶遇了“我”。
因为“我们”那时预想的事没有一件如意的，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当时的旧中国封建势力异常顽固，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凭借一己之力或一群人共同努力都难以改变，开始消沉，向现实妥协。
“我”虽然理解他，但不赞同他就这么颓废、妥协下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我”曾经也和“吕纬甫”一样。 当革命者“夏瑜”被砍头时，看到群众冷漠、麻木的反应，便知道我们的民族已无药可救，毫无希望。从此便把自己回归群众中去，回到古代去。
幸运的是“同类”德潜，邀“我”参加《新青年》，在思想上唤起群众觉醒。从此在这条孤独的路上有了同伴，为当时的旧中国一起寻找出路。
我们经常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表达对现实因素的无奈。在当时的旧中国，社会环境那么艰难、恶劣，简直看不到希望，革命先辈们却仍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强意志，何况生活在幸福年代的我们呢？
在现在和谐美好，充满机会的社会环境中，请相信，我们只要坚持不懈地为理想而奋斗，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繁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