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7-02
马约翰铜像
马约翰，男。191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19—1920年与1925年——1926年两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在大学读书期间，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的主力，擅长中长跑，曾获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联合组880码冠军和440码第三名。1936年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马约翰先生于1914——1966年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等。在从事体育教学52年的实践中，研究了体育运动的规律，参考国内外经验，编制出各种不同内容的徒手操近百套，发表过《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他一生积极倡导体育，热情指导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受到国家的器重和人民的尊敬。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马约翰生于福建省厦门鼓浪屿，三岁丧母，七岁丧父，与其兄过着孤苦伶何的生活。他幼时经常和其他孩子们在山上跑跳、爬树，钻山洞，在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为他的健康身体打下了基础。由于家境困难，他到13岁才入私塾读书。入学后，他左看右看全是些房子，一点草地也没有，没法跑跳，就跳凳子，跳木桩。总之，他是不愿意整天不动的。18岁时到上海读中学，22岁考入圣约翰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当时，有个一直没有透露姓名者，每月给他寄来最低的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大学毕业。1911年大学毕业时，他已经29岁了。
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七年期间，马约翰酷爱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各项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精于田径运动的中短跑，曾获100码、220码、880码、1英里等项目的全校冠军，并且多次在校外竞赛场上取得优胜。1905年，上海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万国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中国人和各国侨民。一英里赛跑一开始就争夺十分激烈，有四个日本人一字排开跑在最前面，故意挡住其他运动员。紧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中国学生，马约翰在这个中国同学后面约10码的地方，其余的50多名选手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场上几百名日本观众站起来鼓掌呐喊。第三圈终了时，马约翰加快速度，赶过了前面那个中国学生。离终点约400码时，中国观众高呼“约翰，加油！加油！”他意识到该是最后冲刺的时候了，向那个中国同学说了一句；“跟上我”，就猛地从日本人的右侧冲过去。这时，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已由“约翰！约翰！”改为“中国！中国！”他终以领先50码的距离首先到达终点。他身后那个中国同学也越过日本人，第二个到达了终点。马约翰顿时成为运动场上的明星。在1910年南京的一次全国运动会上，他又获得880码赛跑的冠军。
由于具有突出的运动才能，1914年秋季，他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从这时起，他由助教逐步升为教授，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直到1966年逝世时止，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为体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主要成绩表现如下：普及体育，让每个学生都参加锻或在马约翰来校之前，清华已经实行“强迫运动”，即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时到五时，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学生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但这时的“强迫运动”只是一般号召加行政命令的强制，锻炼时间内仍有人躲在树荫、墙角等幽静的地方读书，而到操场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认真地、科学地锻炼。马约翰来校以后，一到锻炼时间，他就拿着小本子到处寻找，不是为了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锻炼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他经常按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别编组，有计划地做些矫正项目，引导他们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既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效果。
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5英尺、100码13秒、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他严格照章办事。著名的文学教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马约翰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彻底，1952年，学校中有一批结核病患者，集中住在一幢宿舍内，以不动或少动为主，有的是绝对卧床。长期的病房生活使他们精神很苦恼，有的人意志消沉。马约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找校医院大夫联系，对病人施行“体育疗法”。他到病房对大家说：“肺不是纸做的，动一动撕不破的！”他每天和大夫一起来病房，根据不同病情组织不同的体育活动，逐渐加大活动量，后来有的人可以打羽毛球和托批球了。经过～段体疗，加上药物配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病人都有好转，有的痊愈后恢复了工作或学习。特别是在精神上，使病员们都建立了康复的信心。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小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跟；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二、三十年代，曾有一些外籍人来中国搞体育工作，起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作裁判，马约翰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但有个外籍人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的骂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马约翰跑过去，用英语对那个外国人讲，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也客气点。那个外国人仍坚持错误，而且继续骂人。马约翰就掏出英文规则给他看，并斥责他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是岂有此理。”说得那个外国人哑口无言。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北京解放前夕，很多体育界人物到他家里来寻求“对策”。他说：“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会存在，体育也还是会存在”。有人问他，共产党来了，有没有什么危险，他意味深长地说：“金子终究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还有个别人拉他出走，被他拒绝。他反而去劝别的要走的人留下来。
马约翰毕生致力于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真正做到了“忠贞不渝”，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很早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到清华三个月后，即1914年11月，即被学校推为北京体育协进会的代表，并被该会举为评议员。后来，他又担任过华北和全国体育协进会委员。从此，几乎每次华北和全国性的运动会都有他参加组织、训练和指导工作。
1919年5月，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曾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21年和1927年，马约翰分别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五次和第八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后一次会上，任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委员会和运动法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马约翰担任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作为中国田径总教练，他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到苏联和欧洲各国考察。1949年前后，马约翰还曾任美国体育研究会会员。 1925—1936年，他曾担任美国春田大学在中国的委托介绍人。
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马约翰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他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体育工作者要加强对人民的责任心。我们要好好学习政治，提高觉悟，努力钻研体育科学，改进业务，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党和人民信任他，尊重他，委托他担任了更高的职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49年10月和1952年6月，他先后两次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3年9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0月，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十年动乱前的两次全国运动会，他都担任了大会的总裁判。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同他会过面和谈过话。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朱总司令还特约他合拍一张照片留念。在建国初期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总理告诉他说，体育运动对国防和生产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当时他坚决表示：“我要献出全部精力，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而奋斗！”[1]
早在1939年9月，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就曾聚会庆祝马约翰在校服务25周年。会上除许多热情洋溢的祝词外，还赠他“五十年不坏”的金表一块，希望他再在学校服务“如表之恒，如日月之升”。1961年，清华大学师生曾聚会祝贺马约翰八十寿辰。校长蒋南翔代表学校向他祝贺说：“半个世纪来，马老始终如一地服务于体育事业，并身体力行，在全校年纪最大，精神最好。”国家体委代表荣高棠说：“马老以80高龄还能有这样的身体，体育运动能够促进健康，马老是一个活的证明。” 1964年，清华师生又曾聚会祝贺他在校工作五十年，蒋南翔校长又一次作了长篇讲话，代表全校向他祝贺说：“鹤发童颜，步履矫健，精神奕奕的马约翰先生，本身就是提倡体育运动的一个活榜样。他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气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和清华大学前进的步伐而不断进步，这就使他能在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成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