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生活富足，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愈益亲近大自然，博物学随之兴起。
在日前举办的首届博物学文化论坛上，与会者围绕中外博物学的历史、博物绘画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如何认识中国博物学传统这一话题尤其引起人们的兴味。
在此，中华读书报约请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这个主题。
《山海经》：并非怪物谱，而是博物志
刘宗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现在，提起《山海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书中记载的那些形形 *** 的怪物，如人首蛇身的烛龙、九个脑袋的相柳、九条尾巴的狐狸、六足四翼混沌无面目的帝江等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山海经》无疑是一本充满胡言乱语、笼罩着神秘光环的怪物志、妖兽谱，没人把它当正经书看待。
但是，与其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海经》这本书的形式却又极为严谨刻板，极富条理性，尤其是其中的《山经》部分。
《山经》按照山脉的走向，依次记载了数百座山的位置、名称，这些山显然是实有的山，而非出于杜撰。
对于每一座山，又一一记载这座山上生长着什么样的草木，栖息着什么样的鸟兽，埋藏着什么样的金石矿藏。
不仅如此，它还对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的形态和功用一一加以说明：对于每一种植物，说明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长什么样的叶子，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样的药效；对于每一种动物，则对其脑袋、身体、尾巴、脚爪、叫声等等一一加以描述，还说明它可以用来治什么病……整部书，记述有条不紊、头头是道，根本不像是胡编乱造的怪物志或东拼西凑的异闻录，而更像是一部精心组织的旨在记载各种自然资源的山川博物志。
人类生活离不开大地上的各种资源，草木鸟兽、金石矿物皆为生活日用所必需，所以人类肯定很早就对其居住的土地上各种资源进行观察和记录了，因此，就有了全面记录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博物志。
要说明《山海经》的博物志性质，我们不妨把《山海经》的内容分门别类，并与一些早期的博物志著作比较一下。
晋代张华（232-300）的《博物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以“博物志”命名的书，按其目录，其内容包括地、山、水、五方人民、物产、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物）、异兽、异鸟、异鱼、异草木、物性、物类、药物、药性……古罗马老普利尼（23-79）《博物志》（又译《自然史》）的卷目也差不多，包括天文志（含气象志）、地理志、人种志、生理学、动物志（兽、蛇、鱼、鸟、虫）、植物志（农作物、园艺植物）、药用植物、医药学、巫术魔法、矿物学（金、银、铜、大理石、各种宝石）……两者尽管篇幅相去甚远，但内容大致都可以分为天文（占星术）、山川（地理学）、族类（人种学）、鸟兽（动物学）、草木（植物学）、金石（矿物学）、本草（药物学）、怪物（妖怪学）之属。
这些内容无一不见于《山海经》中：书中记载的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东西方各有七座日月出入之山等等反映的是原始历法制度，属于天文学；书中记录了众多的山、川、海、泽，属于地理学；书中记录了数十个形象怪异的海外方国，属于人种学；书中记录了数百种鸟兽、鱼鳖、草木、玉石金属丹砂之类，分别属于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书中一一说明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的药效，属于药物学；书中记录了众多会给世间带来洪水、干旱、瘟疫、死亡的怪兽和鬼神，属于妖怪学。
总之，后世博物志和百科类书中的内容，大都能在《山海经》中找到。
只是因为《山海经》的时代，还没有确立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因此，书中没有像后来的博物志那样把内容按照知识部门分门别类地进行编排，而是按照事物固有的空间框架进行组织，即按照物产的所在地一一进行记载描述。
可以说，《山海经》就是一部原始的博物志，是中国博物学的源头。
这本书整齐严谨且一以贯之的叙述形式，对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种事物的形态和功用按部就班地进行记述，表明它根本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一部荒诞怪异、漫无章法的志怪杂俎，而是一部有组织、有设计、基于“科学的”实地调查的地理博物志。
它甚至比张华《博物志》、普利尼《博物志》之类庞大的博物类书更“科学”，因为后者广收博采，往往充斥着一些道听途说的、甚至纯属想象的奇谈怪论、异域传闻。
然而，既然说《山海经》是一部“科学的博物志”，书中何以又会充斥着众多莫可究诘的妖兽怪物呢？诸如“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实际上，《山海经》，尤其是《山经》所载的“怪物”，原本并非怪物，而只是一些现在或许仍然司空见惯的平凡之物，我们感到“怪”，并不是因为它记载的东西怪，而是它记载这些东西的方式或话语很怪异。
比如说，《南山经》中说，柢山上有一种叫“鯥”的鱼，“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肋）下，其音如留牛”，此兽的身体长得像牛，却长着一条蛇尾巴，还长着双翼，不伦不类，委实古怪。
明明是一种鱼，却住在山上，而且还能死而复生，如此行径，不是怪物而何？实际上，这个“怪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今天仍经常能够看到的穿山甲。
穿山甲尽管居住在山上，但它周身长满鳞片，看起来确实像鱼，所以《山经》把它归为鱼类；它的尾巴长而尖，又长着鳞片，所以《山经》比作蛇；有些穿山甲两肋下长有毛，看起来像长着翅膀；至于说它“其状如牛”，也只是大致形容其体型而已；穿山甲是一种冬眠动物，所以说它“冬死夏生”。
书中还说“食之无肿疾”，就是说吃它的肉可以消肿，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穿山甲的药效，说它“通经脉，下乳汁，消痈肿，排脓血”，也说它具有消肿化瘀的功效，可见对穿山甲药效的认识，从《山海经》到《本草纲目》一脉相承。
直到今天，穿山甲还被中医用为药物，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穿山甲成为濒危物种。
《三才图会》中的穿山甲（鲮鲤）插图
《山海经》成书的战国时代，尚没有形成像林奈分类法那样的一套对物种进行命名、描述的博物学术语，更没有照相术可以方便地给动物形象 *** ，所以，博物家们要记述一种动物，只有用比喻的方式，对动物身体的各部分分别进行比拟和描述，说明它的脑袋像谁、身子像谁、尾巴像谁……其实，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向人解释一种陌生动物的。
我们完全可以用《山经》的方式，把一种常见的动物，比如说猫，“变成”可怕的怪物：有兽焉，其状如虎，蛇尾豹文，其鸣如婴儿，其名自叫，其名曰猫，饲之可以辟鼠。
总之，《山海经》本非妖兽谱，也非志怪书，而是一部古老的科学博物志。
山中本无怪，造物主不会创造怪物，创造怪物的不是自然造化，而是人类的文化，正是岁月变迁所导致的文化和知识传统的断裂，才把古人眼里原本平凡的事物，变成了我们眼中的怪物。
“多识之学”：儒学的一条根脉
于翠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今国学出版物繁荣，面向大众讲授国学的读本很多，但主要出于道德伦理教化的宗旨。
其实，国学经典中包括非常有趣的知识内容，这就是博物之学。
中国的博物之学有丰富的文献积累，收录在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渗透着儒释道的思想，表达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如“天人合一”“万物与我为一”“拈花一笑”）。
这里仅梳理依附儒家经典而得到繁衍的一条明显脉络，即“多识之学”。
“多识之学”的名目出自《论语》。
孔子劝学生学诗，其中一个好处是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经》是儒家五经之一，历代学者以注疏方式不断加以阐释，到唐代更有官方文本《五经正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因此，“学诗”是古代文人必备的知识结构，古代经学家必然要多识。
而中国古代的“多识之学”也源远流长、丰富博大。
其一，依托《诗经》文本，形成了专门注释“鸟兽草木之名”的系列。
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
”后人对此书进行扩充、补正的著述还有多种。
其二，从汉代开始，文字训诂学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工具而受到重视。
《说文解字》及其注解形成中国的字书系列。
其中不仅解说属于鸟兽草木虫鱼的各种字义，还有不少可以考见古代“视鸟兽之文”而造字的象形字。
例如：“象，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
《尔雅》是古代最早的分类辞书，其中有七篇分别阐释草、木、虫、鱼、鸟、兽、畜，涉及数百种动植物。
晋代人郭璞注释《尔雅》，就认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尔雅》在唐代被刻入“开成石经”，在宋代成为“十三经”之一，地位非同于一般字书。
历代关于《尔雅》的注疏形成“雅学”系列，积淀了有关动植物的知识。
十三经之一《尔雅》含大量博物内容
其三，对物象认知的比兴、比德思维。
汉代儒者注释《诗经》，从“比兴”“比德”的角度，解读鸟兽草木的意义。
如《毛诗序》解读“《关雎》，后妃之德也”。
汉代王逸根据经学模式，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义，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诗经》的比兴之说，楚辞的香草之喻，为文人的诗歌创作以及注释评论提供了基本思路。
大量咏物诗文及绘画表达了“比类寓意”的思维，形成了许多有特定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如梅兰竹菊）。
此外，宋代人吴仁杰专门写了一本《离骚草木疏》，明代、清代又有人进行补注及插图，这也为“博物者”提供了参考。
其四，古代类书收录了大量博物资料。
综合性类书兼收四部图书，内容包罗万象。
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的最大类书，被称为“东方的百科全书”。
此书设立了“博物汇编”名目，包括专门的“禽虫典”和“草木典”。
而每一种动物或植物的部名下，除了先列出经学（如《诗经》）、字书（《尔雅》《说文》）等的解释，还包括本草医学、农书、谱录、诗文等，这已经是历代“多识博物”文献的汇编。
此外，还有专门类书或谱录类书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收录了“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二十一部。
例如，清代《御定广群芳谱》，不仅介绍名物典故，收录相关诗文，还介绍实用的种植方法。
总体来看，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这是“多识之学”得以繁衍的深厚土壤。
追根溯源，孔子本人就是博物君子，他向学生传授的不仅有道德教化之说，还有“多识之学”。
《诗经》《尔雅》《论语》不仅是儒家典籍，也是“多识之学”的基本文献。
正是植根于此，古代文人推崇博物多识的君子，提倡“民胞物与”情怀。
“多识之学”也渗透到百姓的日用生活，例如，乾隆年间的徐鼎有一本《毛诗名物图说》，描绘了草木鸟兽的图像，这部分内容被书坊主看中后单独印行，也算是在民间普及了。
《尔雅》这本训诂书也有过“三家村书塾鲜不读者”的盛况。
童蒙读物《三字经》也提到了“六谷”与“六畜”。
还有，屈原佩兰、陶潜爱菊，唐代盛行牡丹、宋人偏好梅花，而民间的花卉种植业也随之发展。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博物学输入中国，博物学（狭义指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之总称）教科书进入新式学堂。
中国学者参照西学体例，编纂专门的博物学书籍，也重新发掘“多识之学”的文献价值。
《国粹学报》（1908年）专设“博物篇”栏目，延续“多识之学”的脉络，也融合西学的知识。
蔡元培为《植物学大词典》（1918年）作序，认为中国“惟自然科学一门，素未发展，其稍稍萌芽者为博物学。
如《尔雅》之释草木虫鱼鸟兽及本草是也”。
《博物学杂志》的编辑者梳理“中国博物学变迁史”，致力于“使中国之博物学不徒恢复旧观，且日新又新，日进又进焉”（1943年）。
然而，将本土的典籍文献纳入西学门类，这并不能延续传统的学问。
当中学生开始使用“显微镜”观察植物叶脉的时候，“多识之学”也失去了生长的空间。
时至今日，国学复兴，少儿读经。
面对新的时代问题，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的“多识之学”得以焕发生机。
如果我们回归经典本源，不仅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还能借以了解中国的文字训诂、文献体系、诗文绘画等国学知识。
而博物君子，人文情怀，培养与物相亲的人生观念和审美情趣，更是符合人类追求生态和谐的理念。
正如出版家张元济所言：“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中国的博物多识之学，属于传统的通识教育（与科学的博物学并行不悖，不必与之纠结），值得学者重新阐述，也亟需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宋画：认知自然和君子修养
詹琰 胡宇齐（中国科学院大学）
最近几年在科学文化人的不断推动下，博物学与博物实践开始热起来，其中刘华杰大力提倡博物学复兴并做了大量理论和实践工作，田松认为博物学是“人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刘兵、吴国盛、江晓原等学者从多元科学等角度肯定了博物学的意义，特别是第一届博物学文化论坛的召开，把博物实践、理论界的精英汇集在一起，共同迎接中国博物的春天，值得关注。
博物学复兴的思潮，是建立在对西方数理科学进行反思的大背景下的，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但是，西方博物学家，其认知自然的动机在于发现自然（或者说上帝的秘密），并且将自然物放到“存在之链”上的正确位置。
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到之后的基督教文化，虽然表述略有不同，但对探索的需求，以及其内生携带的扩张性是一以贯之的。
正因如此，西方人对自然物的发现首先当然是越多越好。
其次，对秘密的探索需要、对排列次序的要求，还使得他们非得将自然物仔细地研究一番。
在西方博物的观念之下，发现、了解自然之后，就是利用和改造自然，让自然为自己服务，为扩张服务，最后是对自然的征服。
因此我认为，这种建立在机械自然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博物学与数理科学关系暧昧，以此来解数理科学的“毒”是不足够、不彻底的。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几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发形成的博物传统，中国也不例外。
在流传至今的文献里，“博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此处的“博物”用以称赞郑国大夫子产见识广博。
再结合自《诗经》开始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儒家传统，晋代张华《博物志》开启的博物类著述传统，以及成果蔚为大观的本草学、天文学等等，可以看出，“博物”一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既包含对大自然的认识，也具有相当强的人文色彩和包容性。
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博物传统有很强的独立性，呈现出一种与西方博物学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花鸟画是中国博物传统最好的视觉呈现方式，一花一鸟都是对具体自然物的观照，特别是宋人画花鸟，写实达到了相当严格的程度。
这是建立在对所画之物细致入微的体察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写实的花鸟画与博物密切相关。
北宋画家易元吉以善画獐猿闻名。
为了准确地表现动物习性，他常常深入荆湖深山之中，观察、体会、揣摩猿猴獐鹿的生活习性；也曾在住所附近，修建池沼，布置石头、树木等丛林景致驯养动物，用来仔细地观察其动静形态，所以笔下之物才能生动有趣（盛天晔.
历代经典绘画解析·宋代花鸟[Z].
武昌：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7.）。
善作花鸟的赵昌也常在清晨观察花卉、植物沾染着朝露的形态，再执笔图写（同上）。
宋代邓椿的画史著作《画继》中，有这样两条记载：
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独顾壶中殿前柱廊ㄆ眼斜枝月季花。
……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
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
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
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
上曰：“未也。
”众史愕然莫测。
后数日，……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
从这两则记载可以看出，在品评绘画中，是否准确地描绘了所见之景、所见之物的外形特点以及生活习性，已成为绘画是否工整的重要标准。
画家们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必须开展极为细致的观察。
然而，中国绘画哪怕是写实性很强的院体花鸟画，画得像从来不是终极目标。
梅、兰、竹、菊四君子，石榴多子，牡丹富贵，梨花高洁，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些品德才是中国画家描绘自然的动因。
比如，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以芙蓉、菊花、双蝶、锦鸡构成画面，设色艳丽，生动逼真。
赵佶自题曰：“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
”鸡在中国文化中有五种道德品行：①鸡身上的花纹表示有文化；②雄鸡的模样很英武；③雄鸡打架很勇猛；④母鸡保护小鸡很仁慈；⑤雄鸡报晓很守时，代表守信用。
这些在西方视野下或许平常至极的动物本性，在中国文化中却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
赵佶此画，观察细致，描绘逼真，但此画最终极的意义毫无疑问正是在借鸡的自然习性，来宣扬赞诵锦鸡的五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