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生，幼受其学德俱优的父亲唐在庠以及名扬中外的佛学大师王恩洋先生的教导，立志研究国学，化民育才，振兴中华。
年十六时，因病双目失明，以耳代目，精究佛典，本着学佛当通五明的佛训，听学内外典籍，日读夜思，随闻随思，随思随修，以佛教理论指导实践修行，以实践印证理论，反对玄虚空洞、封建迷信，主张学修并重，知行合一。
1947年赴成都东方文教研究院，为本科生讲古典文学及唯识哲学，并带研究生。
1950年返巴中居乡行医，1982年以来在《法音》杂志上发表多篇佛学论文，博得海内外名流高度评价。
1989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朴老真诚函请四川省委统战部发挥其才德，在四川省佛学院任教。
1990年以来，常以其季子为助手，对博大精深的佛学，进行研究。其若干篇佛学论文先后发表于《海潮音》、《文教丛刊》、《现代佛学》、《法音》、《人海灯》等刊物，在美国《视听》杂志也有长篇佛学论文的刊载，若将解放前后所有作品搜集起来共有百余万言，
2000年，先生又以八十高龄，著书《心经唯识新悟精义》。人有“当代盲圣”之称。
2002年 逝世。
唐仲容
唐仲容，四川巴中石城乡人。其父唐在庠，博通国学、佛学，曾任刘湘二十一军秘书长；抗战初期，任二十三集团军秘书长。从军十余年，廉洁奉公，一贫如洗。后辞职回乡，从事教育。 唐在庠原姓张，是“抱”来唐家传宗接代的。他盼子心切，于观音像前发愿，其妻夜梦观音送子，他亦梦见龙飞庭前。后仲容出生，取名大海，以龙从海上来也。 （一）七岁赋诗誉神童 仲容6岁发蒙读书。7岁时进城看望父亲，正值端午节嘉会，几位长官听说他能吟诗，便以端午为题相试。他随口吟出：“五月五日正端午，家家悬蒲与艾虎。或时龙舟悼屈原，烟波江上怀远古。”举座称奇，誉为神童。 在小学阶段，他读诵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书，且下笔千言，气畅词雅，老师有“落落大方，下笔不凡”的评语。 （二）龟山求学誓宏愿 仲容之成为佛学名家，与在龟山书院读书有关。兹先对龟山书院作一介绍。 我父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后经梁漱溟先生介绍，到南京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大师学唯识，颇有成就，曾任法相大学教务主任，“为欧氏支那内学院之一大法将”（《佛光大辞典》P.1511下）。后因病回四川南充集凤场养病。父见乡村学校少、文盲多，便于1930年在离家不远的龟山开办龟山书院，所授课程为国学、佛学，班级有高级、中级和小学，属于“有教无类”的平民式教育。学生中有从成都、重庆及外省来的，南充专员公署专员鲜英亦将其子鲜季明送来上学，南充天主教堂一位比利时传教士伍经理（中文名）亦常来请教儒学、佛学问题，但学生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当地的青少年。办学经费由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华侨黄联科等赞助。在极盛时期有十多人研究《成唯识论》，现任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的惟贤法师，就是当时的学生之一。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唐国庆（20世纪60至70年代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陈修文等4人奔赴延安，后来陈修文牺牲于苏北战场，成为烈士。 1933年，仲容之父将全家迁往蓬溪县白塔寺，此地离龟山书院20公里。其父早闻龟山书院之名，前往参观，印象极好，誉为世外桃源。当时之中国军阀割据，内战频仍，民生凋蔽，龟山远离硝烟，生活安定，满目青山，果树遍布，桃花盛开，确使人有桃源之感。因此，仲容于1934年2月来到龟山书院求学。 我父见他是个小孩（13岁），叫他读小学班。仲容原想亲聆教诲，弄通教义禅法，却叫读小学班，心颇不安，经常放弃小学班的学习，越级听研究生班《摄大乘论》等课，还请父亲教授坐禅摄心之法。父说：“你年纪尚小，多在你班上学习为好，暂不必问禅法。”仲容碰了一鼻子灰，感到失望，又去问有学问的年长僧人和学生，答复往往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静坐念佛，久坐必禅”，还有说“千两黄金不卖道，十字街头送故交”，终不知究竟。又去问我父，父呵道：“小娃娃，前次说的你不听。你班上师生都说你骄傲自满，放纵得很，还来问个什么禅法！”这时仲容想，《西游记》里孙行者尚能悟空得道，我今入宝山，一无所获，怎行！一天礼佛时立誓：“一定要学释迦牟尼成大菩提！”还天真地默语：“老师远承玄奘讲唯识法相，可称是今天的玄奘；我一定要学孙行者，协助今日的玄奘弘法利生。”此语日后竟然应验，后来到东方文教学院协助父亲办学，今天结集出版《论著集》，可谓“种子生现行”。 事情总有波折，一天父亲声色俱厉地对仲容说：“你骄傲放肆，屡教不改，像个孙猴子一样，任意上天下地，不受约束。从今天起各自回家！”真是晴天霹雳！仲容毛骨悚然，一再恳求留校，答复是“快走！快走！”无可奈何，辍学半年。 几经周折，1935年上学期仲容又复学了，吸取教训，规矩得多，师生融洽，如坐春风。一天，其母对他说：“你父寄来路费，叮嘱速返巴中。”形势逼人，他向老师辞行。我父和他从容缓步，边送边谈达五里之遥，合掌施礼，挥泪告别。 （三）劳苦目盲究佛典 回巴中后，房舍空荡，田园荒芜，父亲又在外，家庭生活重担全落在他肩上。抛弃学业，从事耕种，又遭天灾，庄稼无收。年方十四的仲容，劳苦忧思，营养不良，酿成目疾，得不到治疗，逐渐视物模糊。1936年又到一百公里外的营山县贩米，途中住宿旅店，突然双目失明，一片漆黑，毫无光感，幸同路某照顾其安全回家。 双目失明，日夜悲痛，骨瘦如柴，仲容决心自杀，了此一生。但家人严加防守，终不得便。他想起我父教导：“因果通于三世，今生所受，多为前生业力招感。恶业未尽，虽死仍然要受此报，不能幸免。”改变想法，忏悔、拜佛和念佛，专注一趣，力求解脱。某夜“回头是岸”的雷声，频叩心扉，顿悟“三界虚妄，唯一心作”之唯识理，心想：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为什么不能有为呢？于是下定决心，钻研唯识教义。 家中佛典虽不少，但唯识义理深奥，无人辅导，加上双目失明，谁人读给他听呢？他与母商量，送两个小弟到蒲老先生家发蒙读书。他亦同去，抽空请蒲老师给他读一行半页。如是一年，蒲老生病，弟弟停学。他又去找邻居唐文明，唐每天来他家代读《成唯识论》。论文艰深，如听外国语，但不管懂不懂，“学海无涯苦作舟”，每天都要读背得一二页，闻思结合，坚信“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如是读了两月，唐觉麻烦，不来了，只好到唐家去请读。先由弟弟带路，久之弟弟亦推故不去，只好找家里的小黑狗带路。后来狗也不听使唤，老早就跑了，他只好拄着拐杖独去。路不过300米，独去也不难，但第一次去，失足跌下两丈多高的水田里，经远处牧牛人惊吼，才被人扶起，衣服和书全湿了。又每天独去，久之唐某及其家人都很厌烦，他一再说好话，还送了些小礼物，终于将《成唯识论》读完并能全部背诵，这是他练就的基本功。后来又读《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加深了对唯识教义的理解，攻破了难关。 1940年，其父脱离军旅生涯，回到巴中工作。其父读佛书时，仲容请其读出声来，听闻《解深密》、《楞伽》、《华严》、《金刚》、《中》、《百》等经论。有客来家时，只要其识字，就请代读一二页，以“打游击”的方式增长见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从1937年至1941年的5年中，拼命究教，苦参苦学。 （四）重病缠身成名医 几年废寝忘食的学习，导致神经衰弱、长期失眠，神思恍惚。乡间医生技术不高，难疗其症，于是决心学医，自利利他，济世活人。请弟弟代读《本草从新》、《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再辅以自创的“瞌睡三昧”法，即观想入睡的各个环节，渐渐治好了神经衰弱和失眠症。 学医终于派上了用场，1958年石城公社把他分到七大队保健室当医生。因自然灾害，肿病肆虐，他创制“首乌糖浆”、“桑皮糖浆”、“见肿消外包”等土方，突击肿病，成绩显著，全县还在该大队开现场会“求经取宝”，医名大振，誉遍巴中。从此，他带子为徒，挎着药囊、医具，左手撑着孩子的肩头，右手拄着拐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哪怕雪花纷飞、赤日炎炎，一呼即应，为人治病。 （五）教书弘法育英才 仲容在小学时夯实了语文基础，失明后又通达了唯识，加之身体康复、精力旺盛，自思当“行无缘大慈，运同体大悲”。巴中晏阳初先生曾说，中国文盲太多，解决的办法是兴办平民教育。他受到启发，发扬自身优势，以兴办教育作为弘法利生的主要手段。因什么都没有，无处着手，猛然想起菩萨行者应“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庄子说“道行之而成”，于是在1943年至1945年办起了小学，内设高初中补习班，以家里的几间空房为教室。农村孩子苦无入学之处，见他办学校，远近前来就读者络绎不绝。办学的原则是：“互教互学，相互提高”，“德智体汇合”（全面发展）。办学两年，声誉鹊起。1945年下学期，巴中县文教科长出于好奇来学校检查，见学生成绩优异，赞不绝口，还要聘他到县城办学。 1946年春，他到巴中县城，在晏阳初“晏家公馆”开办一堂私塾。学生十余名，多为城内头面人物的子女，如晏阳初的侄女晏大章时任县女子中学校长，送其一子一女来读书，并成了私塾的得力后勤和助手。县参议长赵济刚（民主人士，解放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省人委参事）亦赞扬他说：“真是师资人才！必须介绍到巴中师范学校去教书，培育良好的后备师资人才。”同年下期，他一面办私学，一面应聘到师范学校上课。他上课，有如演员出场，背台词绘声绘色、如数家珍，感染力极强，誉之为丘明（春秋人，传说著《国语》、《左传》）出世、荷马（古希腊盲诗人）再现，名噪巴中。县上的省高中和县高中都争聘他去任教。但仲容居士的大学问是唯识学，声明（语文）仅为其弘法手段。 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很多佛学论文。1947年，父亲读了他写的《佛教心理学》（刊于1947年某期上海《觉有情》）后说：“初看题目，我想他懂什么心理学！及读后，谈得不错，内行！”于是父亲请他到成都东方文教学院任教，弘扬东方文化。1947年下学期，仲容辞去巴中教学工作，来成都协助父亲办学，讲授《庄子》、唯识等课程，还指导几名研究生，历时约4年（1947—1950）。 （六）改革开放展才华 1949年解放后，东方文教学院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学生并入华西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又并入川大），教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唯仲容是盲人，安置大成问题，川西行署文教厅将他介绍回巴中安置，但很难落实。仲容不气馁，在佛学研究上开辟新领域，探求中观、唯识与禅宗的融通性，这是他创造性的研究课题；他在乡村当赤脚医生，为人治病，这是他的“行”，即“学修一体化”。 “十年浩劫”期间，他受的冲击不小。佛书不能读，就读《毛选》，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反复阅读，能全部背诵、深入思维。如**法讲矛盾的对立统一，佛法讲烦恼与菩提的对立统一，《坛经》讲三十六对法，道理相通。他讲课爱谈**法，与学《矛盾论》有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掀起了改革开放热潮，神州大地生机勃勃，唐仲容居士乘此东风，弘扬佛法，利乐有情。 80年代后，他先后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上发表了《无住涅槃与人间现实》、《试述顿悟成佛义》等论文近20篇，得到海内外佛教界的高度评价。在此期间，唐仲容被选为巴中县政协委员，每月领取定额生活补助费60元（当时能买300公斤大米）。 1989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给四川省委统战部写信说：“巴中石城乡佛教居士唐仲容先生，在佛学研究上，造诣颇深。虽年近古稀，双目失明，历尽坎坷，而其报国为学之志始终不渝，实属难能可贵……”。1990年5月，唐仲容及其季子唐思鹏（助手）来到成都四川省佛学院讲学，培育僧才。 仲容居士除了教授学僧外，在星期天还为成都市佛教居士及对唯识、般若有兴趣的专家学者讲授《成唯识论》等典籍，此中亦有出于好奇心而来的，看瞎子是否真有功夫。1999年2月某日，他星期天讲学，我参加听讲，听众约20人，多为中老年人。讲的是《成唯识论》，首先他背诵《论》文一段，继之解释名相，阐述《论》文要义，讲1小时，休息10分钟又继续。听者有的作笔记，有的录音，聚精会神，直至中午。下午展开讨论，有一位叫贺君的女士说：“戒定慧三学是得二转依的方法。慧即智慧，有闻所成慧，即听闻正法，学习五明；思所成慧，即对所闻深思熟虑，条理贯通；修所成慧，即依所闻所思智慧，修习静虑，令心得定，由定生明，实证真理。但闻、思、修三阶段是有机的统一体，不可截然分割。”贺女士以**法的观点看闻思修三者的关系，讨论会之发言水平，由此可见一斑。他们发心而来，听闻妙法，都是有知识的文化人。 2000年，一位善知识为仲容居士提供了一套跃层式住宅，地点在成都市郊机头镇中央花园里。花园绿树成荫，群花怒放，小桥流水，鱼跃雀鸣，实为颐养天年之所。 仲容居士一生坎坷，但“大器晚成”，老而弥坚，福德双成，实为人间净土之维摩也。 （七）大难不死多后福 “十年浩劫”期间，仲容居士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岿然不动，毫不在乎。闹事者把他锁在一间密不透光的黑屋里，不许家人送饭，企图将其饿死。他趁此机会修禅，不吃不喝，止虑息念，深入定中。约两星期后开门一看，他庄严而坐，容光焕发，徐徐出定，说：“同志们好！”这几位急先锋窃窃私语：“他是个铜金刚、铁罗汉！” 1988年冬，他患胃癌，心口下有一大硬块，推之不移，吃的饭、喝的水全吐出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日，他端坐床上，假想有一病魔与他对话，魔说：“你患癌症，毫无惧色，究竟有多大本领？”他说：“旋转乾坤如反掌。”魔问：“你寿命有多长？”他说；“天地毁灭我无恙。”又问：“谁是世间大英雄？”他说：“善达宇宙真实相的觉雄便是。”又问：“如何是宇宙真实相？”他说：“一无真实便是真实相，若能如是善通达，威力无边，不可当，不可当！今天中午我要吃饭，我要吃饭！”果然，中午吃了两碗饭，一点也不吐。第二天，胸下硬块没有了，症状不药自愈。 2000年12月23日，我与弟、妹听说他生病，立即去四川省立医院看望。他已数日不进饮食，不解大小便，形体消瘦，生命垂危，但神志清醒。医生要给他导尿，他严词拒绝，且强烈要求出院。其子思鹏和医生不能阻其意，出院后不数日，不药而愈，再显神奇。现在的身体、工作不异往昔。 （八）佛学思想富创新 《文摘周报》（四川版）1990年1月26日载： 四川省巴中县石城乡双目失明54年的农民唐仲容，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从1942年以来，他在刊物上发表了30多万字的佛学论文，引起了国内外著名专家的关注。 1986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大阪市佛教研究会会长说：“唐仲容先生写了许多佛学论文，内容丰富，思想新颖，解决了世界佛教千多年来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1988年4月，欧美著名佛学专家张澄基给唐仲容写的信说：“素知先生的学识渊博，尤其对佛法幽玄义趣有创造性的发挥，有如此伟大成就，实属稀有。” 唐仲容居士现已出版的著作有《唐仲容居士佛学论文集》、《唯识三十颂讲记》、《解深密经释》、《六祖坛经讲记》、《盲人唐仲容先生杂文选》等。 唐仲容居士有其独到的佛学思想，他力图对佛教史上一些疑难问题作出解答，其中突出的有三点： 1、关于有为法与无为法的问题 佛法将宇宙万法划分为有为、无为两大部分。有为法指有生有灭、有因有缘、有造有作之法，亦指世间法；无为法指无生无灭、无因无缘、无造无作之法，原为涅槃的异名，后世立种种无为（如三无为、六无为、九无为等），但不论有多少无为，皆系断除我法二执后所显之一种法性，亦即诸法实相。 有为法又名缘起法，相传舍利弗在路上听到马胜比丘说：“诸法因缘生，缘尽法亦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立即得法眼净（入见道位，得预流果），并告知其道友目犍连，各率其100名弟子来佛处出家，后来两人均成为佛的上首弟子。 在佛教各宗派中，莫不以缘起而立论，如原始佛教的“业感缘起”，唯识宗的“赖耶缘起”，《胜鬘》、《起信论》的“如来藏缘起”（真如缘起），《华严》的“法界缘起”，密宗的“六大缘起”等，皆是。 缘起本是有为法，真如属无为法，如来藏指众生烦恼身中所隐藏的本来清净的如来法身，如来法身也是无为法。无为法为什么会缘起呢？这就有争论了。在20世纪20年代，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对《起信论》真如缘起说展开了激烈争论，各执一端，难定分晓。 第一，有为缘起论 仲容居士说：“有为缘起论”是诸佛立教的根本，其标志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诸行无常”指一切法皆从缘生，生灭无定，法无实体，了不可得，是为人无我、法无我，总言“诸法无我”。无为法是有为法了不可得的空理，如能在有为法上观缘起性空，即实证诸法实相而受用“涅槃寂静”。这就是有为缘起的内容。 三法印显示出诸法无实体，远离名相分别，为人生、宇宙之实相。证此实相，即得佛果，故佛立大乘“一实相印”。此实相印也是依缘起性空之理建立。缘起是有为法，性空是无为法，两者一相一性，一事一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主张有为缘起，反对主有真心的无为缘起。 《坛经·付嘱品》中，六祖教门人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三科是有为法，教人观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起分别执著，即能于相上见性、于有上见空而得解脱。若《坛经》是讲无为缘起，那首先就要讲常住不变的真心。至于三十六对，更是相反相成的有为法，如离明无暗、离暗亦无明，两者是相对待的，离却两边，即成中道、实相。 缘起本身就是有为，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有为呢？意为强调，用以区别无为缘起。 第二，对有为、无为两缘起说的会通 《楞伽》、《胜鬘》、《起信》讲“如来藏”、“真如”，《大般若经》说：“真如虽生万法，而真如不生”、“真如流趋世间，一切善法之所依止。”加上中国人受孟子“性善”和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说的影响，我国天台、贤首、禅、净等宗都信奉此缘起，传播面广，与有为缘起——赖耶缘起相对立，唇枪舌战，无有止息。 有鉴于此，仲容居士著《试论有为无为两缘起的会通》，从教、理、行、果四方面论证其共通性和互补性。 （1）教——两缘起均属唯心义的大乘教。所不同者，一说唯识，一说唯心，但心、识二名可互用，如《百法明门论》把八识归于心法。 （2）理——其共性有五点： 一、真如即真心问题。无为缘起认为真如即真心，有体大（一切法之体）、相大（染净诸法为其相）、用大（引生染法、净法）。赖耶缘起反对真如即真心说，认为它是二空所显之理，是所缘境，非能缘智。但《唯识三十颂》说：“此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是唯识实性。”实性即实体，说真如即真心，其理正确；无分别智及净心所可称为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即真如；真如生万物，是依于诸法相待而言，即“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必待本觉的真如而显（妄必依真），真如亦必待无明而成立（真由妄显），所以“烦恼即菩提”、“一切法皆是佛法”。 二、“一心二门”义。《起信论》说：依一心法，有二种门（真如门、流转门）总摄一切法。唯识学有唯识相（心法、心所有法、色法、不相应行法及三自相，属有为法）、唯识性（六无为法及三无性），一唯识而分相性二分，与一心而分为二门，两者大体相同。 三、阿赖耶识是生起染净诸法之根本，唯识家如是说，《起信论》亦如此说：“此识有二种义，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 四、法性本空，远离名言分别，两者主张大体一致。 五、熏习。两者都认为熏习是关键，即染法之形成，转染成净及净法之相续不断，皆由熏习使然。但唯识侧重于同类相续（如善法熏善法），《起信》侧重于异类相熏（如无明熏真如则形成世间染法，真如熏无明引生出世净法）。 （3）行。以净遣染，入于无分别，两者同。在修观上都讲对治，唯识首修“五净行”（观不净等）及观我法二空，《起信》亦大同小异。 （4）果。修六度，成佛果，为两者同。唯识讲“转识成智”（转染成净），《起信》讲“归本”（转染还净），这又有不同，但大体一致。 总的说来，仲容居士主张有为缘起，但不反对真如缘起，认为两者可以求同存异（赐川按：《起信》的“一心”，解释有很多，有谓众生心如来藏，有谓宇宙本体真如，与阿赖耶识不同）。 2、唯识是中观理论的完美发展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序》说：“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内有外无，事皆唯识。”义净在671—695年留学天竺，当时印度大乘佛教有中观、瑜伽两大行派。 龙树中观行派论著在后秦时传来我国，到隋唐时形成了三论宗，世人熟知的《金刚经》、《心经》就是该宗的经典；瑜伽行派论著在南北朝时传来我国，到唐朝时，玄奘、窥基法师创立唯识宗。 《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说，释尊说法有三个次第（三时教），初时对声闻乘说四谛法（《阿含》），是未了义（不究竟）；次对菩萨说诸法无自性，不生亦不灭，自性涅槃（《般若》），也是未了义；最后说三相三无性，普为发趣一切乘者而说（《深密》），始为了义之说（究竟）。 《般若》是中观派的经典，为什么说中观的理论不究竟呢？历来争论不休（特别是古印度护法与清辨、戒贤与智光的争论），难知究竟。仲容居士对此问题作出解答，兹述其要义。 龙树、提婆根据《般若》讲中观学，其理论以缘起性空为核心，即缘生诸法，有相无体，如幻非真，既非全无，也非全有，而是远离分别言说的中道实相，即不同凡夫的执有，也不同二乘的执空。人们如果通达诸法实相，离分别相，破我法二执，自会于现实生活中，实证涅槃。 中观的基本观点正确，唯识亦如是说，但它仍不究竟。心法只讲前六识，不讲阿赖耶识和末那识，无受熏持种的本识和七转识，不能继承“三界所有，皆由于心”的理论，不能揭示出有情的内心世界，其阐释的缘起是客观的，即“天定胜人”，而不是“人定胜天”，忽视了人类有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似此，要达到转识成智的菩提、转生死为涅槃的大转依就很难了。 无著、世亲二大士将“三界唯心造”与“缘起性空”两者结合，形成内因缘（识）生一切法的有为缘起论，建立起业自我造、命自我立、主观决定客观的人定胜天思想。这样，学佛成佛，就完全由自己把握了。 3、关于成佛的顿与渐问题 顿悟指迅速觉醒成佛；渐悟指经过漫长时间，历三大阿僧祗劫，经十地而成佛。自东晋释道生（354—434）著《顿悟成佛义》后，引起教内学者对此问题的长期争论，就是在禅宗内部，也有南（惠能）顿北（神秀）渐之别，所以，这也是教理上的大问题。 仲容居士著《试述顿悟成佛义》说，顿悟成佛是以众生皆有佛性为根据的。菩提达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主张，是顿悟成佛的根本大法。“直指人心”，其义有二：一是顿悟，二是佛在人心中，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六祖慧能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为顿悟实例。但要有善知识的开示，因为悟亦属缘生。当然，有不假开示者，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成佛便是。 一般说来，成佛快慢，有三种差异：一是渐教，经历十地，有如步行；二是理可顿悟、事须渐修，即缘起性空的无漏智慧可顿悟，但自度度他的无漏福德则须渐修，有如乘车；三是顿悟顿修，如乘飞机。顿悟是殊胜的，与有志者共勉。 以上三点，是仲容居士对佛教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特别是第一点——有为（赖耶）缘起与无为（真如）缘起的问题，富有创见，说明他对教理的研究绝非浮光掠影，而是深入内核。很多学者专家向他问学唯识哲理，绝非偶然。 从1999年开始，他发心结集出版《王恩洋先生论著集》，心想事成，这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 我与仲容居士曾共处4年（1947—1950），1990年以后，经常晤面，聆听教诲，拜读大作。以上所述，据所见、所读、所闻写成，请唐老师及大家指正。
